我在中国三十五年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我在中国三十五年
迈克尔·夏庇若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光阴似箭”。回首我到中国之日，正是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的时候，如今新中国隆重而自豪地庆祝了她三十五周年诞辰，以光辉的英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似箭的光阴也把我从四十岁的壮年催成了白发苍苍、辗转病榻的老人。今年我在中国工作生活恰满三十五年，再过不几天，就是我的七十五岁生日了。这三十五年中我生活在这片极富魅力的土地上，和中国人民一道共享欢乐，共经患难，共尝艰辛，共庆胜利，以致于在古稀之年，我可以自豪地说：“在中国，我的心越活越年轻了。”
1950年初，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派我和另外三位英国同志到中国工作。作为一名1934年入党的党的工作者和记者，我曾阅读过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心倾神往。于是我愉快地踏上了通向中国的旅程——但是，连我自己当时也不曾想到，我将从此长期和中国人民一道战斗和工作，直到永远！
是什么力量使我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她的呢？
一到中国，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当中国同志怀着歉意向我介绍设备简陋、条件艰苦时，我却从这些衣着简朴、待遇微薄的同志身上看到了革命精神，他们对工作精益求精，是自己事业真正的主人。他们有的为赶写稿件彻夜不眠，有的为尽快适应工作，积累了大量英文卡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当年的战士，如今工作起来仍象在打仗。我作记者多年，深知这种精神决非金钱所能买到的。当他们为改稿半夜敲我的门而表示抱歉时，我却为能参加这个战斗行列而感到兴奋。很短时间中，他们就亲昵地喊我的名字“迈克尔”。我高兴地把这种称呼看做是成了这个战斗集体中一员的标志。直到今天我无时不向往这个集体。我多么希望半夜里再听到那熟悉的敲门声，听到送稿的同志“迈克尔”“迈克尔”的呼唤……
到中国之初，中国同志多次安排我到各地参观访问。这片广大的土地真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但是，我同时也看到了工人农民开朗的笑容和发亮的眼睛。他们生活还很艰苦，但是他们是在自己的工厂里生产，自己的土地上劳作。我是一个贫寒家庭的儿子，在英国从事多年工人运动，我知道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当亿万人民主宰了自己和国家命运的时候，那威力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份的。在访问中，我结识了京郊一户农民，他们用最淳朴的语言向我诉说这伟大的变化。此后每逢春节，我都到他家拜年。他们用丰收的喜悦和一颗颗滚烫的心来招待我。有时他们也到城里来看我，我们就象亲戚。他们带来的件件新事喜事都给我手头的稿子充实了内容，为我纸上的数字提供了根据。我每天看得见，听得到这种变化，认得出这一座现代化工厂就是当年我参观途中的荒滩地，记得我所住的公寓区三年前还是一片泥瓦房。这一切怎能不激起我的喜悦，促使我深深地思索呢？
如果说我到中国后，所见所感，总是光明，那也绝非事实。在千百万善良的人民饱尝灾难的十年浩劫中，我也被“四人帮”以国际间谍罪名投入牢狱。这使我想到，在抗美援朝期间我曾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进行战地采访，对英美战俘进行工作，并向全世界报道了真实情况。为此，我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吊销了护照，企图把我置于死地。想不到十几年后“四人帮”竟作了帝国主义分子没能办到的事。
这一切使我陷入了更深的思索。我想到那些戴上“牛鬼蛇神”帽子的中国同事辛勤忘我的工作，想起我的农民“亲戚”开朗的笑脸，想起我为介绍新中国而出版的书《变化中的中国》，想起我荣幸地参加过《毛泽东选集》二至四卷翻译工作。我特别想到的是到中国不久，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对我们英国同志的亲切接见和在中南海的宴请，握住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手，我感到全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这种从人民也从领导而来的信心和力量使我产生了面对严酷现实的勇气。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我终于重获自由。现在我只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能够自己宣布并改正了错误，这就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是这个党和国家成熟壮大的表现，这样的党就更值得信赖。我和中国人民一道从忧患中走过来，这种患难之交使我和中国人民的心贴得更紧了。
我到中国之初是孑然一身，不久我就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我的妻子刘静和是一个坚强而温柔的中国女性。三十多年来，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中国已故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曾亲切地称我为“半子”，是中国的女婿。我也为有这样的关系感到幸福，感到快慰。
最后，我特地留到最后要讲的是，没有中国各位领导同志和医护人员的关怀和照顾，我就不可能活到今天。“文革”中我患了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和多种疾病，几年来曾经二十余次昏厥。出狱后，每次都在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得到了最精心的救治。1982年夏天，我又在北戴河高烧昏迷，病势垂危。中国领导同志闻讯后，立即调派专机把我星夜送回北京。邓小平同志让秘书打电话关切地询问我的病情，万里同志亲临医院探视。汇集经验丰富的名医高手全力抢救，我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赵紫阳总理、邓颖超主席都给予了我深切的关怀。而今，我的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鲜血，溶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国一次次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给了我一次次新的生命。“感谢”二字已经不足以表达我和我全家的感激之情。我只有尽我的残年余力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全部力量。
由于疾病的折磨，我现在已不能站立行走，也无法和同志们一道工作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喜讯捷报频传。改革之风，遍及城乡。我的农民“亲戚”如今已成种菜种花专业户，那村子已经成了鲜花绿菜之乡。新房鳞次栉比，现代化电器设备几乎普及全村，发自内心的喜悦重又回到了人民的脸上。中国发生的这些比过去更广泛、更深入的变化，使我看到了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和具体成果。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新中国这棵参天大树繁花满枝、硕果累累，我的心怎能不变得年轻呢？
我是一个英国人，我热爱我的祖国。三十五年来，由于先是被英国定罪，继之被“四人帮”关押入狱，最后又因身体残疾，使我没有机会回到英国。我们当年同来中国的四位英国同志，如今也只有我一个了。我诚心诚意地希望英中友好。最近，英中两国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圆满的协议，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谈判解决两国争议问题的范例，为和平做出了贡献，我作为前半生在英国、后半生在中国的人更感到无比高兴。我衷心祝愿英中友好，祝愿世界和平，祝愿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祝愿三十五岁的新中国在用自己的双手铺成的康庄大道上飞奔！（附图片）
夏庇若同志（摄于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