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犹在耳 记忆仍新——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断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言犹在耳 记忆仍新
——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断
张仲实
翻开《周恩来选集》下卷，随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一行行铅字的闪耀和跳动，周恩来同志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的一幕幕往事再度重现在眼前，对周恩来同志的思念之情油然倍添。我决计把那些虽已过去四十余年，但至今仍历历在目、言犹在耳的周恩来同志关心、爱护邹韬奋同志的一些史实片断录出，以了却我多年的心愿，寄托我对周恩来同志兼及韬奋的怀念之情。
1937年10月，上海沦陷，租界被日军包围，只有虹口至黄浦江边尚留有一条通道可进出外国轮船。租界里的许多公私机构，已开始往内地转移，或者迁至香港。受邹韬奋同志的委托，由徐伯昕同志担任经理、我担任总编辑的生活书店总店，亦决定分批内迁。于是，我和金仲华、金端苓、钱俊瑞、沈兹九诸同志结伴而行。是年11月12日，我们几个经香港，登海口，取道梧州，历桂林，过衡阳，一路风餐露宿，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终于到达日军逐渐逼近的武汉。12月，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不久的爱国七君子之一、“救国会”的著名领袖邹韬奋同志，亦辗转来到武汉。我们终于又会合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当时，我和邹韬奋、金仲华及其妹金端苓等同志，住在汉口文化街“金城文具公司”楼上，继续出版《抗战》三日刊，并由邹韬奋、沈钧儒、艾寒松、胡绳和我任编委。
其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一度邀请我党参加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与派遣，作为党中央代表，肩负重要使命，也来到武汉。随同周恩来同志一道工作的，还有董必武、叶剑英、博古、潘汉年、凯丰等我党负责同志。在设于长春路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里，他们既领导着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地下活动和统一战线的开展，又指导着郭沫若同志负责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
我们到了武汉后，党驻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委书记潘汉年同志，不但很快与我取得了联系，还常来“金城文具公司”楼上，与我们共议时局，确定《抗战》三日刊下期主题，并为这个刊物撰写时评文章。由于他了解我的实际身份，不但引我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面见了董必武同志，而且和二十年代在莫斯科有同窗之谊的博古、凯丰二同志取得了联系。我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听取负责同志介绍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对形势的分析，并请他们为生活书店出版的刊物作指示和撰文。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我从八路军办事处回来后向韬奋同志介绍我党的指示精神时，他总是以赞许的目光全神贯注地听取，完全赞同和拥护我党的政策，且常常流露出希望面见负责同志的思想。于是，我先引荐他到八路军办事处面见了董必武同志。董老介绍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和有节斗争的策略，以及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方针等等。这些使邹韬奋同志思路大开，兴奋异常。在回文化街的路上，他连连称赞周恩来同志是时代的伟人，并向我郑重提出希望面见他。我过去虽然见过周恩来同志，但当时没有直接的联系。于是，我向凯丰同志转达了韬奋同志的要求。凯丰同志考虑后说，可以由我出面给周恩来同志写封信。
很快，我写了封信送周恩来同志。信的大致内容是，邹韬奋同志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关于救国道路的问题，他选定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政治态度跟党的主张没有分歧，并且总是诚恳地听取党的主张，努力使党的主张变为他自己的实践。他很感谢我党对“生活书店”出版刊物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能见到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接信后，很快就指示凯丰同志复信告我，欣然同意面叙。
1938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陪同邹韬奋同志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同志已在那里等候了。一见面，他首先伸出热情的手，和韬奋同志紧紧地握在一起，高兴地说：“欢迎你，邹韬奋先生，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罗。”坐下后，周恩来同志又诚恳地说：“见面就是朋友罗。当然，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节风，我是很佩服的。今天下午，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畅谈一番。”他关切地问过邹韬奋同志出狱后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后，向我们分析形势，介绍我党根据形势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周恩来同志爽朗亲切，诱导启发。他精辟的分析，透彻独到的见解，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除了认真地听取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和工作汇报外，详细地询问我们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对今后工作的设想和安排，还非常仔细地问了文化界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他关切爱护地说：“爱国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你们二人都是知识分子，有知识，又很爱国，希望我们更密切地配合起来，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一道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周恩来同志还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抗日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更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嘛。”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爱国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周恩来同志表现得怒不可遏，作了严厉的斥责。他的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暖烘烘的，感到方向更明确了，干劲平添很大。我们时而哈哈大笑，时而神情严肃，充满激愤，无拘无束地谈了一个多钟头。临别时，周恩来同志紧握着韬奋同志的手，情深意切地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韬奋同志希望周恩来同志方便时到“生活书店”指导工作，周恩来同志不加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
这次接见以后，邹韬奋同志多次对我诉说起他对周恩来同志的钦敬景仰，称他是他最敬佩的朋友。他撰写时评遇到困难时，每次总是首先想到向周恩来同志请教。而周恩来同志又总是谦虚地和他一起讨论，共同分析，一道结论，还句酌词斟地为他修改文章，以商讨的口气建议他有些话应该说得隐讳婉转一点，以进行更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周恩来同志关注着韬奋同志的事业，经常挤出时间阅读他的著作和他主办的刊物，并给予很高评价。正因为他从周恩来同志那里更多地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在许多问题上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切和帮助，所以他不但多次对我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而且还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入党要求。周恩来同志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所起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韬奋同志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这一指示。
周恩来同志尊重、爱护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知识分子推崇、敬重周恩来同志。不管反动派如何制造白色恐怖，邹韬奋同志及其他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宁愿冒死去找周恩来同志作肺腑谈。而周恩来同志也亲自登门看望，把党的温暖送到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坎里。在武汉，他到过“生活书店”门市部和编辑部看望大家，勉励我们多为抗日救国出力。武汉失守后，在重庆，能经常看到周恩来同志出现在“生活书店”管理处逐月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趣味风生的政治报告。我始终相信，邹韬奋同志和其他许多爱国知识分子，能在白色恐怖压迫下艰苦奋斗；在敌人淫威面前毫不动摇，这其中，周恩来同志对他们的谆谆教诲，无疑起了重大作用。邹韬奋同志和其他许多文化界的同志，能够从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这固然是由于他们严格的自我改造的成功，但主要的则是由于我党的影响和教育，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切和帮助。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同志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当时，上海还处于日军的魔掌中，他的遗体以他曾用过的假名——“季晋卿”的名义，暂厝于上海殡仪馆。有关他的逝世消息，只得暂时秘而不发。9月下旬，周恩来同志要我为党中央草拟致韬奋同志家属的唁电。我拟毕送给周恩来同志，他圈点勾画，仔细批阅，这足见他对韬奋同志逝世的莫大痛惜。10月，新华社在延安公布邹韬奋同志逝世的噩耗，延安准备举行隆重追悼。周恩来同志指定我负责治丧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并要求我事无巨细，均须向他汇报。他不但亲自圈定周恩来、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柳湜、张宗麟、姜君辰、林默涵、李文、陈今吾和我等十三人为治丧委员会成员，还召集筹备会议，并亲自修改悼词，送毛泽东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这样做，绝不仅仅是为了寄托哀思，而是对邹韬奋同志及所有爱国知识分子的尊重。我还记得，闻一多、李公朴同志遇害后，周恩来同志都曾代表党中央组织追悼纪念活动。
1949年7月，在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五周年时，周恩来同志为之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既是对以邹韬奋同志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赞扬，又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和极大爱护。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进行四化建设。《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只要我们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就一定能“坚决纠正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