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凡短篇小说集《崖上花》序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罗国凡短篇小说集《崖上花》序
蹇先艾
贵州少数民族的文艺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歌舞，几个自治州有“歌舞的海洋”之称。至于文学，一般都是用民族的语言在口头上论述，或者叫做“口头文学”吧，流传很广；但是必须搜集整理，变成汉文，才能使我们得到欣赏。过去少数民族中的艺人、歌手虽多；用汉文写作的却很少。解放三十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加上各级党委的培养，五十年代贵州出现过一些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者，有的在报刊上经常发表他们的优秀作品，有的出版了集子，我们都为此高兴。“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备受迫害，文艺团体横遭摧毁，培养少数民族作者的工作，因之也就中断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们这里的文艺界，汉族固然新人辈出，少数民族作者也涌现了一批，布依族的罗国凡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五十年代末他读中学时写过诗，1978年他才开始写短篇小说，比其他兄弟民族小说作者起步晚一些；但是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他长期住在布依族农村，连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布依族山寨度过的。他告诉我：北盘江上的木船，江边的大榕树，遍山遍野的斑竹林、甘蔗、芭蕉林，都在他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对他的故乡贞丰人民的生活情趣，他来到贵阳以后，常常怀念不已。他也向我谈到解放以后，他的家乡与其他地区一样所经过的伟大的变革，他所参与的生活、斗争和长期“左”的思想束缚下的所见所闻。
我还记得1982年，作协贵州分会就举行过罗国凡小说的讨论会。在贵州和广西的两个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两种《布依族文学史》中，对他的作品也作了较高的评价。大家公认罗国凡以勾勒布依族山寨风光、风土人情见长，抒发了他与布依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感情。他的取材是从实际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文笔流畅自然，继承了布依族民间文学的传统，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使我们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他的三篇代表作《“节日”回到布依寨》《崖上花》《换肩》，都比较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当年推行的极左错误路线和践踏民族政策的罪行。《“节日”回到布依寨》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布依族妇女熬更守夜，辛辛苦苦自织的小布，赶场天她们拿到市场上出售（这种小布，图案花很美丽，深受群众欢迎），民兵们却接受乱命，不仅禁止她们售卖，而且大抓大搜，结果弄到“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集市贸易日益萧条。连同情她们的市管会主任也被送到农场“管训班”去劳动了两年。直到“四害”扫除以后，赶场天才恢复了布依人民小布的收购点，现在已完全可以自由买卖了。我在《人民文学》上读了国凡这篇小说，既觉得亲切，又深受感动。由于那些年，我在城市就亲眼看见少数民族妇女卖点野菜（如“折耳根”之类），都被市管会人员追得哭哭啼啼，东奔西跑，不止一次。《崖上花》塑造了一个悲剧人物——布依青年阿倍的形象，民族色彩相当浓厚，我们仿佛读了一篇民间文学作品。《换肩》的主题思想是好的，人物形象弱一点；但是作者对老队长所表现的高度热爱，自始至终洋溢纸上。
其他如《待到酸果变甜的时候》写了一个可爱的梨花姑娘，选婿的条件是不重仪表重技术，谁要把山梨子由酸变甜就嫁给谁。后来她爱上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诚心想把山寨所有山梨树变成有经济价值的果园的青年阿树，抒情味道很浓，又不落陈套，而以赠别结尾，余味悠然，这个故事写得多么美！还有写青年爱情的《三月三》《“勒友”声声》《阿吉的烦恼》，爱憎分明。《布依女猎队》《吆鸭的韦公》稍嫌浅显，可能是作者早几年写的。其余诸篇，也是可读之作。
国凡在我熟识的少数民族作家中，可以说是写作勤奋的，态度也比较严肃认真。我觉得今后一方面应当更加注意自己的小说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应该把简单的表现手法使之多样化。行文切忌松散，力求精炼。又如作品里，多写一些风俗人情、山光水色，来增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固然很好；但也要考虑一下，这些东西过多了是否会冲淡小说的主题？在大胆反映生活斗争，揭露矛盾时，更要注意各种人物，尤其是社会主义新人内心世界的刻画，要求他们有个性，有典型性，不要无差别或者雷同。我希望国凡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深入生活，开阔视野，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多多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创造性生活，在原有的比较坚实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此书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