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老，学习沈老——纪念沈钧儒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纪念沈老，学习沈老
——纪念沈钧儒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千家驹
沈钧儒先生（下称沈老）出生于1875年1月2日，1985年是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沈老出生于清代晚期的一个士大夫阶级的家庭，他从小受中国旧的传统教育，于十六岁中了秀才，二十九岁中了举人，三十岁中了进士。按照他的经历与中国士大夫家庭的习惯，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官僚或政客。然而他没有走这条路。他追求真理，追求进步，通过长期革命实践，终于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战友，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左派的旗帜，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不，这不是偶然的。在沈老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旧中国由一个封建大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动乱时期，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朝政腐败，洋人横行，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着一个签订，激起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中了进士以后，没有做京官，却东渡日本，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求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浙江响应，宣告独立，沈老于浙江光复后一度担任临时警察局长，参加会审图谋复辟的旗营协统满人贵林父子，并义正词严地拒绝英帝国主义分子梅藤根的圈地要求。
辛亥革命是一个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久就被袁世凯之流的封建地主阶级所窃取了。但这时沈老还没有放弃宪政救国的理想，1912年浙江省成立临时省议会，沈老任省议员，这年5月他加入了同盟会。1913年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国民党发动讨袁运动，江苏宣布独立，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相继响应，不久讨袁运动失败。沈老乃效力于教育事业，任教育司司长，又被推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广东国民政府北伐，沈老参加国共合作的第一届浙江省临时政府，担任省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浙江省临时政府被解散，代理主席著名共产党员宣中华同志惨遭杀害，沈老亦被扣押解往南京，经人营救，始恢复自由。这就是沈老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的一段经历。由此可见，沈老虽是科举出身，但他总是站在国家与民族的立场，作不断的奋斗。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护法之役，又参加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他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反对过曹锟贿选，反对过孙传芳阻碍国民革命。为了实行“三反”，他不顾个人安危，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
大革命失败后，沈老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为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当时校中有不少进步学生，团结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周围，教职员中有不少地下党员。沈老爱护青年，无微不至，对贫苦学生，或自己掏腰包救济，或免收学杂费。遇有进步学生被反动派逮捕，他必进行营救，不遗余力。当时中国革命处在低潮时期，国民党军阀混战，对革命力量进行残酷的迫害，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进行围剿，沈老在此时期与上海进步人士以及中共地下组织接触频繁，以保障人权为己任，为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作了大量的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不费一枪一弹而占领了整个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群众的反对，北京、上海学生发动规模巨大的示威请愿运动，沈老积极支持。1932年日寇进攻上海，“一二八”淞沪战起，沈老积极支援十九路军。1933年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沈老与鲁迅、杨杏佛等被推为执行委员。1935年，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取缔一切抗日救国运动和抗日书报，上海《新生周刊》刊登一篇易水写的《闲话皇帝》，日本帝国主义者说是侮辱日本天皇，借题发挥，南京政府竟逮捕《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沈老以律师资格为杜重远辩护。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抗日，沈老与文化界爱国人士共同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支援“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这时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1 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沈老与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等被推为执行委员，继又被推为常务委员。沈老从此被社会一致公认为救国会的领袖。
沈老所走过的坎坷不平的道路证明，沈老之走向革命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长时期的革命实践，经过不断的探索，最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终于成为共产党最亲密的战友，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坚强的战士。本来在科举时代，一个人中了进士，他就具备了进入高层统治阶级的资格。然而沈老并没有走这条老路，这固然是由于沈老所处的时代，已是清王朝的末期，国势凌夷，列强环伺，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因而促使他寻求一条救中国的新路。但更重要的还是沈老有一颗赤诚的火热的爱国之心。有一股不断追求真理的勇气，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与他同时代的举人进士们，有的当了遗老，有的沦为官僚政客，投靠军阀，而沈老却走上革命的道路呢？
沈老的精神，最可贵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五方面：
一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沈老是救国会的领袖，这是世所公认的。他的爱国，发自内心，容不得半点虚假，世所传诵的《我是中国人》的那首诗，充分表现了沈老的热血沸腾的爱国之情。1935年11月25日沈老读了韬奋《悼戈公振先生》一文后，情不自禁，提起笔来，写了四首诗，第四首先写了一句：“我是中国人”，竟不能续，继写，仍旧是这五个字，再写，仍旧是这五个字，这首诗就成了“我是中国人”接连四句的叠句，写成后，他自己说，泪滴满纸，不自禁其感之深也。这正是沈老在上海发起救国运动的前夕，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他奋不顾身地参加全国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也由于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促使他一步一步地靠拢共产党，成为共产党最亲密的战友。
二是他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沈老从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这一历程是坎坷不平的，是他不断地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一步一步达到的。沈老在北洋政府时代当过国会议员，在国民党时代做过浙江省政务委员兼秘书长。由于他有一颗不断追求真理的心，所以他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以后，就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以后，他当了国会议员，参加了制宪工作。以后又看清了北洋军阀混战，争权夺利，就参加了国民党的北伐战争，当了国共合作时期浙江省成立的第一任省政府的秘书长。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他一度被捕，被释放后，在上海从事教育事业，兼作律师工作。“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沈老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于是发生举世闻名的“七君子之狱”。由于他不断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断地追求进步，故能出污泥而不染，从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组织上虽未入党）。
三是他那无私然后无畏的精神。“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采取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坚持不抵抗的政策，抗日有罪，卖国有功。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救亡运动虽得到了举国人民的同情，然而在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下，始终处于地下状态。1936年以沈老为首的上海人民爱国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了，救国会利用“五卅”、“九一八”、“一二八”等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每逢游行示威时，总有一位髯须半白，飘飘垂胸的老人走在示威行列的最前面，那就是我们敬爱的沈钧儒老先生。反动派可以诬蔑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为共产党所利用，但总不能怀疑一个进士出身、德高望重的沈老是共产党吧。反动派可以用自来水龙头、警棍来镇压示威游行的青年群众，但是对于以沈老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游行示威队伍便不能不有所顾虑了。从此抗日救亡运动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过去地下的分散的不公开的形式变成为声势浩荡的堂堂正正的群众性合法斗争。这是我国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对国民党区的群众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沈老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无论在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所逮捕入狱时，或在任何艰难险阻的情况下都充分地表现出来。这除了基于他高度的爱国主义外，同时还由于无私无畏。他有一股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这就是正气。孟子说：“自反而缩（“缩”训“理直”），虽千万人吾往矣”。沈老就具备了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精神。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沈老就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典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相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他具有一片赤诚为国为民之心，他问心无愧，所以他不怕任何强暴，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镇定自如。这一点，韬奋在“七君子之狱”时最有所体会。韬奋说：“自从我和沈先生同被拘捕以来，每看到他那样的从容，那样的镇静，那样的只知有国不知有自己的精神，我不由得受到很深的感动；反顾我自己这样年轻人，为着爱国受些小苦痛，真算得什么！”（见《韬奋文集》第三卷119页《我们的“家长”》）
沈老是服膺宋明理学的，讲求一套修身养性之道。他每天要反省自己，这一天做了些什么，如果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他就睡不着觉。他深受儒家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影响。我认为孔子的学说，除了某些封建糟粕以外，有许多积极的东西，例如他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精神，他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以及“过则勿惮改”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等等，都是中国优良文化的结晶。沈老虽不是儒家，但他是这种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值得我们向他学习。
四是他爱与青年交朋友，有“老少年”之称，这正是沈老的特色。陶行知先生著名的《留别沈钧儒先生》一组诗中，最后一首说，“老头，老头！他是少年的领头。老年常与少年游，老头没有少年愁，虽是老头，不是老头。”这诗最能表现沈老的性格。沈老最不愿意别人称他为“老”，更不肯自称为“翁”或“老人”。我认识沈老时他已经是六十三岁的高龄，当时我才二十七岁，我称他“沈老先生”，他每次都提出抗议。正因为他不愿称“老”，他的精神世界还始终保持着青春。他最愿意与青年人交朋友，所以能与青年人一样，随着时代前进而前进！沈老是前清进士出身，然而在他的朋友中却很少有“举人”，“进士”等遗老。相反，他的青年朋友最多，凡与沈老接触过的青年人，无不感到沈老的亲切，平易近人。
五是他自奉俭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高尚品德。这也是旧社会中所少见的。沈老在旧社会中做过大官，当过律师，然而他从无积蓄，经济一向不宽裕，经常要向别人借钱。他生活非常俭朴，自奉甚薄，不打牌，不抽烟，然而他毫无积蓄，因为他的钱都接济青年朋友，捐助公益事业，这一类的故事太多了。许多青年朋友回忆有困难向沈老求援时，他总是有求必应，有时甚至连自己买小菜的钱也给了人家，或向别人转借来接济青年朋友的急需！他那种热情、慷慨，真令许多青年感动得流泪。沈老不重视金钱，从来没有想积点钱置产留之子孙的念头。真所谓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我认识沈老是比较晚的，是在1936年，也就是沈老以六十三岁高龄热血沸腾地献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艰苦年代里。当时，我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是年5月31日，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我与孙晓村同志代表南京救国会去上海参加，从此与沈老相识。说起年龄来，沈老比我大三十多岁，是我的父辈，但他从不以长辈自居。他每次到南京，总要到我或孙晓村家里来商量救国会的工作。当“七君子之狱”发生时，前一天晚上我与沈老、韬奋、史良、章乃器等同志还在功德林饭馆聚餐，次日早晨听说沈老等被捕了。我回到南京布置善后，哪知南京反动派又要逮捕南京的救国会负责人，曹孟君、孙晓村两同志先后被捕，我不得不隐避起来。我躲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沈老在狱中还派了他的儿子沈诚到南京来看我，告诉我他们被捕后的情况。我因南京不能立足，就去了广西，就任广西大学教授之职。1937年夏我回到南京接家眷，沈老等七位同志也从苏州监狱放了出来。这时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到了南京，设立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8月中旬某一天，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举行了一个茶话会，我和沈老也被邀出席，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我和沈老要去看周恩来同志，请示救国会今后的工作方针。周恩来同志约我们第二天九点钟到办事处去谈，并说，万一他不在，可以与叶剑英同志谈，叶是完全可以代表他的。第二天我陪沈老一起去看了叶剑英同志，汇报了救国会的工作，叶一方面对我们致以慰问勉励，一方面说他即将我们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8月底我回到广西桂林，遂将我在南京的寓所让给沈老居住。在这里，沈老一直住到离开南京为止。在抗战期间，虽然沈老在重庆，我在桂林，但我们一直互相联系，我一直在沈老领导下做救国会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我去了香港，主持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的工作（南总主任委员是李章达，副主任委员是彭泽民、陈汝棠，我是秘书主任）。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沈老与章伯钧同志间道来到香港，主持民盟的三中全会。我在香港为沈老租了房子，离我所主办的“经济通讯社”金龙台社址不远。在此期间，我与沈老时相过从，使我对沈老的高尚品德有更深刻的了解。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尤其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沈老经常勉励我们要身心两健，他每天要做他自己创造发明的床上运动与地上运动的体操，数十年如一日。他每天要问自己一天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有没有说错或做错的地方，他说每天都要进行一次自我检查。象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日日新、又日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精神，不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吗！
沈老逝世时，他的亲密战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同志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说：
“沈钧儒先生出生于封建家庭，受旧社会教育，从科举出身，但是在他的一生中，追求真理，要求进步，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经受锻炼和考验，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直到了高年，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经常关心国内外形势，衷心拥护党的对内对外方针政策。沈钧儒先生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朋友，并且经常勉励大家‘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沈钧儒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光明道路。沈钧儒先生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这是党对沈老的正确评价，也是对沈老的盖棺论定。
沈老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