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遵义会议，怀念闻天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纪念遵义会议，怀念闻天同志
伍修权
遵义会议距今已经有半个世纪。在纪念遵义会议的日子里，我深切地怀念着我的兄长、尊师和战友张闻天同志。
我青年时代参加进步活动，看一些进步书刊，就从《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上看到闻天同志写的文章，给我留下了初步的印象。
1925年10月下旬，我有幸和他一同乘船经海参崴转乘火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海船上见面时，他已是二十五岁的成年人，拿中国的成语说，正是三十而立、风华正茂之时。从他的性格来说，已是定型了。他是那样温文尔雅，带着一副度数不深的近视眼镜，身材高大，态度安静，有一种大学教授的风度。
到达学校以后，闻天同志和其他一些英文底子较好的同志编到英文班，直接听教授用英语教课，这是他们在学习上很大的优越性。原来学生都住在学校的大楼内，后来学员不断增多，有从广州来的，有从欧洲法国、比利时、德国来的，这样只得分住到校外的宿舍去。有幸我们又住在一个宿舍，但不在同一房间。学校里的一天活动完全结束以后，大家都回到宿舍。象我这样的人，回宿舍后闲聊一阵子，时间就过去了，睡觉大吉了。闻天和另一些同志则不然，他们还在自学的走廊上学习到深夜才就寝。他们这样好学的精神，当时虽然对我有所触动，但我终未能向他们好好学习。
时间过得真快，从1925年底倏忽到了1927年9月。这段时间我和闻天同志在一个学校学习，虽不同班，但朝夕相见，有时也聊聊天，尽管谈得不深，彼此还是很熟悉的。在同一时间内，国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北伐军的胜利，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的政变，由宁汉对立到1927年7月汪精卫背叛和宁汉合流，使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我们这些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本来是想学些革命理论后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的。由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除少部分同志取得了回国参加工作的机会外，多数同志不得不滞留在莫斯科。中共中央通知驻莫斯科的中央代表，安排滞留在莫斯科的同志到各方面学习。我这时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据说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三人，经过考试，进入了苏联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他们进入这个学院是当之无愧的。这样，我们在几年之内没有接触，没有见面。1931年6月，我由苏联回到上海。在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中央交通经常将当时中央的刊物《红旗周报》给我们看。闻天同志早于我们在1931年初回到上海，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斗争，参加了中央机关的领导工作。在中央的刊物上，他主要是用思美的化名发表文章的。我们在苏联学习时都有个俄文的姓氏，闻天同志用的是исманов，思美就是这个俄文姓的中间一个音节。后来他又长期使用洛甫这个化名，这是他的俄文姓的后一个音节。
1931年7月，我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当年底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工作。1933年春，闻天同志等也到达瑞金。我是作基层工作的，他则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虽然相隔的层次很多，但我们相见以后，交谈还是很融洽的；他没有架子。
1933年10月，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我被调去当翻译。这样，我同闻天同志的接触就多了。
1934年，中央苏区处于严重的战争环境，闻天同志对于战争的发展是很重视的。他不直接参加军事指挥。但是，他当时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军事情况的材料都抄给他，他还参加军委的会议。因此，他了解反“围剿”的情况。他早就觉得李德不大对头，但开始还不十分注意，到广昌战役就不同了。广昌战役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李德、博古亲临前线视察，人们希望很大，以为可以打一个胜仗，凯旋而归，结果打了败仗。敌人来势汹汹，我们支持不住，只好退了下来。
博古等人回到瑞金后，开了一次军委会。闻天同志在会上同博古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说这是一种拚消耗的打法。会议休息时，他同我个别谈话。他说这种打法不可能取得胜利，问我怎么看。我也同意他的看法。我深深地体会到他是很注意这个问题的。他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会下也说了意见，态度是很明朗的。
洛甫同博古的争论，自然涉及李德问题。洛甫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他对于博古过于重用李德是不满意的，认为这样下去打破五次“围剿”没有希望。博古则认为执行李德的军事指挥还是正确的。
那次发生争论的会议，李德也在场。李德后来还经过博古向洛甫转达了意见，说：你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的事情还是要由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你们之间应该消除前嫌，消除彼此之间的不了解，应该很好地合作。但是据我接触，在这次争论以后，洛甫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一直对当时的军事指挥采取怀疑的态度。
那次发生争论的会议，毛主席没有参加。李德到苏区后的第一次会议，毛主席是参加的，我在场当翻译。李德当时非常狂妄，他的口号是，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再不能打游击战，应该打正规战。毛主席处于当时的地位不愿起来驳斥，觉得这根本不对头，不可能取得一致。在这以后，毛主席就拒绝参加会议，因为同李德没有合作的可能。当时经常参加军委会会议的是博古、洛甫、稼祥、恩来、朱德等同志。稼祥同志在这一个时期讲话还少，他也有病。长征开始以后，稼祥就积极并且活跃起来。
军委会上的那场争论，显然洛甫是正确的。在军事问题上当时的错误就在于李德短促突击的作战理论，搞以堡垒对堡垒，这是第一。第二，不应该分兵把口。那时苏区人民参战是很热烈的，成立了很多部队。但是成立一个部队就在一个口子上把起来，弄成一个圈圈，四面把守。
可见，自广昌战役之后，洛甫在反“围剿”的军事方面，就同博古同志以及李德产生了明显的不同意见。这是他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时刻，进一步说，也是遵义会议能够召开的一个基础。
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立了功。他受会议的委托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并被推选为党中央书记，在中央常委分工中负总责。
至于张闻天同志在长征结束以后，在抗战期间、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活动，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就不想重复多说了。
在结束这篇短文时，我想着重提出，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向张闻天同志学习。
第一，我们应该学习张闻天同志学而不倦的精神。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直到1976年他离开我们止的这半个多世纪中，他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追求真理是锲而不舍的。他说得好：我们不应当反对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把理论当作教条当然是错误的，如果学习理论又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运用，这样学习马列理论，应该说学得越多越好。
第二，应该学习他平易近人、接近群众的作风。在我同他接触的整个过程中，深感到他是很能接近群众的。只要有可能，他总愿意同任何人谈话，听取意见。我没有发现过一次他向人发脾气。
第三，应该学习他能上能下的精神。他自遵义会议后负总责，在中央约近十年时间。七大以后他反复请求到下层工作，经毛主席批准，于1945年冬到东北合江省任省委书记。1947年春，我到鹤岗了解军工生产情况，同闻天同志又见了面，谈了话。我见他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地工作的情景，深感他是真心实意要到实际工作中锻炼的。他以后又几经工作的调动，最后于1959年后调到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这可说是“降格”了吧，但他并没有情绪，却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工作。
第四，应该学习他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和闻天同志在外交部共同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批评过我，我也曾批评过他。这些都是正确的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丝毫没有个人恩怨的成份。闻天同志是被林彪、康生和“四人帮”迫害而过早辞世的，我个人深感惋惜和悲痛。我是幸存下来的人。对闻天同志过去对我的批评，我仍然铭记在心，作为我晚年工作的动力。
愿同老、中、青同志们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