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战略起点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侧记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在新的战略起点上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姚力文 刘允洲
新的高度新的特点
时值1984年岁末。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回顾八十年代头五年历程，特别是1984年的成就，满怀喜悦地发现，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高度的标志之一：粮、棉大幅度持续增产，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八千亿斤，棉花一亿一千万担。从1982年起，三年时间，粮食总产增加一千五百亿斤，棉花总产量增加三千万担。粮棉长期紧缺的局面结束了。这表明了我国农村由解决“温饱”问题向小康目标过渡的开始。
新高度的标志之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23％，达到一千五百亿元。人们没想到，农村经济的这支异军崛起得这样快。从沿海到内地，从平原到山区，农民企业如得雨春笋，到处破土而出。过去乡镇企业基础薄弱的福建省，大踏步迎头赶上，去年全省乡镇企业年产值增长30％多。基础好的地方发展更快。广东省佛山市乡镇企业在“跳出来”的口号鼓动下，投入近十亿元巨资，进口数万台先进设备，引进先进技术，使企业得到改造，产品销向国内外市场。在乡镇企业这支异军中又起异军——农民的集资企业和家庭工厂发展异乎寻常地快。据浙江七个县的调查，农民去年集资二亿七千万元，办厂上万。这些厂大都投资小，上得快，经营活，效益高，使一些老乡镇企业感到竞争的压力。
给人印象更深的是，方兴未艾的农村商品生产，发展势头迅猛，给农村经济带来日益深刻、广泛的变化。
头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民转向非耕地经营的趋势加快了。根据辽宁省调查，1984年全省又有一百多万劳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分工分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着农村生产的商品化。在这个过程中，一代新型商品生产者带动亿万农民成长起来。这种历史性进步意义更为深远。
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互相激励，互相推动，比肩前进。一些地方如保定地区、温州地区，农村经济踏起专业化的一条龙生产和专业市场两个“轮子”，加速向商品化转变。不少的县抓出几个拳头产品，出现几个主要行业，形成几条“龙”。技术或经营能手、骨干企业、运销大户、贸易服务中心起“龙头”作用，带动专业户、联合体、分散的家庭工厂、作坊，组成小区域的专业化、基地化生产；专业市场随之应运而生。这些专业市场成为产品和原料的集散地，技术、信息的交流场所，沟通城乡交流的新渠道。这些又带动了小城镇的兴起，促进了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不断发展。
第三个重要特点是，资金、技术、劳力等生产力要素，日益挣脱束缚，在更广阔的范围空前活跃地流动、组合，使生产
力迅速扩大。代表们共同感到，城乡之间人才、劳力、资金、技术的交流越来越显得突出。开拓“白兰道路”的北京洗衣机厂，把白兰牌洗衣机98％的零部件下放农村，五年来厂未扩建，人未增加，产量增长近三十倍，附近乡村带起一大片。在城市工业加快向乡村扩散的同时，农民进城经商、务工、办服务业的也越来越多。城乡打破壁垒，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繁荣。这是又一个大的历史性趋势。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对这种趋势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展现出激动人心的前景。
到处在萌动，到处有变革。尽管步步有阻力，生机勃勃的生产力总在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是人们对当前农村经济的总印象。回顾走过的路，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引以自豪，却又没有一点理由为之自满。富有意义的是，人们在认定农村经济达到一个新高度的同时，也认识到它面临着一个新的起点。而把我们推上这个起点的，除了成就的鼓舞，还有难题的催迫。
粮食转化——结构调整——生产转轨
“形势大好，困难不小”，这句过去用滥了的口头禅，今天却使许多代表有了新鲜感。各个角落，各种问题，一一反映到会上：许多农民还“窝”在地里；林业上得慢；畜牧、渔业“短腿”得厉害；乡镇企业总有三难四阻；地区间差距增大；山区一穷二“死”；一些农民还在为“温饱”所苦……。最尖锐的问题是粮食。长期紧缺的粮食多起来了，本是大喜事，许多地方却出现“卖粮难”、“储粮难”，使人困惑而烦恼。吉林省有一百三十亿斤粮食愁无出路，河南省一百四十亿斤粮食难以处理……仓库“涨肚”了，资金越压越多。
会议一开始，粮食转化就成了最热烈的话题。一些代表介绍了发展饲养业，大量转化粮食的经验。山东省诸城县近三年每年都有四五亿斤余粮，他们放手发展畜牧业专业户、联合体，以有效的服务来提高畜牧生产效益，每年都有三四亿斤余粮转化为肉、禽、蛋、奶。江苏泰县沈高乡多方发展畜、禽和渔业，不仅本乡一千六百多万斤余粮消化一空，还消化掉从外地购进的近五百万斤粮食。但是，也有不少地方出现“粮多猪紧”，猪肉供应紧张的情况。看来，畜牧业严重短腿，大大限制了粮食的转化，这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二年前，不少人曾认为“卖粮难”只是商业渠道不畅的缘故。会议上代表们用大量材料表明，隐伏“卖粮难”背后的一个大问题是农村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偏多，经济作物偏少；在大农业内部，林、牧、渔业不足；在农村经济体系中，第二、第三产业十分薄弱。“卖粮难”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数农民还在“搞饭吃”，商品粮消费市场狭小，粮食的转化和消费未能与生产同步发展。
面对头绪纷繁的矛盾，代表们深入思索，充分讨论。一些代表剖析了“粮多猪紧”的问题，作出这样的答案：派养派购，订价过低，背离了价值规律。湖南代表以调查材料说明，有的地方农民饲养一头猪卖给国家，不仅无利，还要倒亏十元。代表们由此一致呼吁：尽快改革生猪派购政策，放开搞活。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是，近几年粮食产量上得很快，但质量不高，品种不全。东北三省多数地区小麦偏紧，玉米积压，玉米面积却调整不下来，原因是种玉米来钱，产量又高。我国南方稻谷大幅度增产，但低质稻多，优质稻少。群众希望饭碗里多一些好米，偏偏好米产量少。这同肥猪多、瘦肉少的情况何其相似！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价格——统购包销，比价不合理，好东西卖不出好价。
还有类似的例子。抓住这些不协调的经济现象，顺藤摸瓜，代表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家对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已经应该结束历史使命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还在束缚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不能灵活地适应市场消费的需要。山西一位代表说得好：“过去我们把农民交征购粮说成‘贡献粮’，交得越多，贡献越大。现在应该把‘贡献粮’的概念改成商品粮了。发展商品生产，就要让农民关心市场，按社会需求进行生产。”
彻底改变“国家要农民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农民生产什么国家就买什么”的格局，把农村生产转向商品化轨道，这就是“卖粮难”给我们的重要启示。由此看来，粮食大量积压的难题，不又是给农村经济一个新启动的极好时机吗！
放则活则兴
农村产业结构怎样调整？商品化怎样化？代表们围绕这些重大问题热烈讨论，呼声渐渐汇集到一点——放！
广东代表的发言颇有代表性：“这几年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一包就灵，一调就顺，一放就活。调整产业结构，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如果还按过去样样统的办法，那就没法调整。调整要慎重，要做许多工作，但总的方针是放开。”
商品生产要活起来，就要砍断束缚它的各种“绳索”。广州前两年就对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开了一刀，把统得很死的鲜鱼供销放开了。一开始，鱼价上涨，有人骂街，负责的同志硬着头皮坚持改革。没有很长时间，鲜鱼上市量猛增，价格渐渐下降、平稳，骂声也变成了笑声。去年11月，他们又开一刀，把蔬菜供销全面放开。在不长的时间里，上市的蔬菜花样多了，质量高了，价格虽然上升，可食率却提高30％。国营菜场也一改“官商”面孔，提高了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对蔬菜供销制度“动手术”的还有武汉市。他们从去年7月份起，打破独家经营，种菜，由指令性计划变为指导性计划；卖菜，由计划价格变为浮动价格，由菜场货源分配制改为自主采购制。菜市一下子活了。过去菜农常常抱怨“种菜难，难卖菜，忙了一年倒欠债”，没有生产积极性。“统”的结果，蔬菜上市品种越来越少；国家每年拿几千万元的补贴，一年却要烂上亿斤菜。人们尖锐地批评说，大把大把的钱，都补到垃圾堆里去了。改革半年，“烂菜顽症”治好了。武汉市长在大会上介绍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一放就活，一活就多，一多就廉”。
事实说明，城市蔬菜放开不会乱，没有什么危险。与此相反的是，越怕越统，越统越死，越死越赔，越赔越怕。这方面的教训太深刻了！打开思路，代表们从广州、武汉议到全国，从蔬菜放开说到生猪、鲜活产品的放开，继而说到粮食、棉花的合同定购，改革价格，放开搞活的路子越来越明确。粮、棉实行统购包销惯了，开始有人认为，合同定购的方法是“限”，担心这样会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改革路子一明，人们的头脑清醒了：这是放，不是限；是让农民按消费需求生产，给农民更大的处理产品的自主权。一旦逐步放开，亿万农民将受到价值规律的严格训练，诱发出极大的聪明才智；整个农村经济在国家计划下扩大市场调节，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农村这盘棋就活上加活了。
放则活则兴。农村前五年改革成功，已经为放的方针作出有力证明。放，是时代的要求，改革的要求，八亿农民的要求。会议中，来自贫困地区的代表强烈要求进一步开放山区、林区政策。广西代表说，山区最穷，政策最紧。山区主要靠林木、药材、土特产，恰恰这些方面卡得死死的，比平原还紧。山区要想更快富起来，就必须改革统购统销政策。代表们还就乡镇企业发展，活跃农村金融，鼓励生产要素的流动，加快农村对外开放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提出了怎样放开搞活的种种建议。
更新思想锐意改革
代表们强烈感到，农村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连串的“没想到”，既说明形势发展之快之好，也说明我们和新形势很不适应的情况。这种不适应是广泛的，突出的是我们的思想（包括观念和知识）和工作上的不适应。
许多同志说，过去我们搞了几十年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统购统销，指导思想、工作方法都习惯于“统”的一套。要说“统”，轻车熟路，敢作敢为；要说“放”，束手无策，怕这怕那。这怎么能取得领导商品生产的主动权呢？！做农村工作的一些同志，多年来习惯于“催种、催收、催购”，习惯于从上面领任务，往下面发命令，一不愁为产品找市场，二不懂税收、价格、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完成了粮食生产任务，几乎就有了所有成绩。这种老一套的观念、经验，实在难以继续下去了。上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学会总揽经济全局”的号召，一年来，取得巨大进步。使代表们震动的是，形势发展出人意料地快，不懂的东西越来越多。许多同志意识到，老一套经验越来越不适用，学习的任务越来越重，只有老老实实，从头学起，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观念，才能跟上形势。
当前农村遇到的另一个突出矛盾，是一些领导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与农村新形势不相适应。来自地方的代表批评了某些领导部门对乡镇企业的不正确态度。辽宁、江苏、河南的代表反映，有些部门口头上说，对乡镇企业一视同仁，其实在许多方面不一视同仁：乡镇企业贷款常常受限制，能源、原材料不予关心，只有在税收上一视同仁。甚至有的税收部门对待乡镇企业采取只取不予的下策，只顾眼前利益，不管是否有利于生产发展。这就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困难。
去年贯彻中央一号文件过程中，农民就提出是一号文件大，还是“二号文件”大的问题，代表们反映，一些部门至今还在拿自己规定的“二号文件”来限制农民发展商品生产，这一情况应尽快改变。有的代表指出，农村形势深入发展，一些部门的老规定，如果不及时改正，并统一到中央文件的政策上来，将会不利于农村大好形势的发展。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及时使部门的思想和工作跟上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