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郭绍虞先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怀念郭绍虞先生
郑子瑜
《咒诅》的诗
咒诅的歌，——
咒诅的文学，——
怎能写得尽该咒诅的人生呢？
这是六十三四年前，郭绍虞先生所写的一首题目叫做《咒诅》的诗。的确，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谁不觉得人生尽该咒诅的才怪呢！
然而，差不多是同一个时候的稍后，他又写了一首《希望》的诗：
晨光明了！
浓雾的海
犹沉浸着垂灭的灯光。
希望之神，
来安慰惨澹而又奋斗
的人生了。
一点儿也没有错，人生是惨澹而又奋斗的，只因有“希望之神”来安慰我们，所以大家都愿意再奋斗下去，贯彻始终的奋斗下去。
1922年出版的《雪朝》，收集了朱自清、周启明、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等八家的新诗共计一百八十九首，里面有郭绍虞先生的短诗十六首，我最喜爱的是上举的两首。我是在《雪朝》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翻版之后才读到的。
今年的春寒时节，我回到那一别几近半个世纪的祖国去探亲和观光，4月8日，路过上海，回想当年绞尽脑汁写稿子，每月难得有一二篇刊出，想尽法子，都无法换得一口饭吃，走投无路，几次想投下黄浦江，只缺少了自杀的勇气，不瞒诸位说，其实是因为有所谓“希望之神”来安慰，这尽该咒诅的人生，这惨澹的人生，我才愿意继续奋斗下去，直到今日。那天陈子善先生引导我去拜访郭绍虞先生，我首先感谢他为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撰序和在《语法修辞之学与语义学之关系》（载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学术论文集》）一文中称引拙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1965年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说是“在修辞学一类的著作中我见到引文氏之说者只有国外学者郑子瑜氏”。我在拙著中曾经指出，“辞”与“词”，自汉以后，被司马迁和韩愈辈混用了，到了文天祥，才能约略看到“辞”“词”之分，而创为“言辞”“文辞”之称。绍虞先生指出这可以看出“辞”“词”两字相混之后、再加以分别的开端。许是由于绍虞先生对拙著的称引吧，去年7月间上海复旦大学为纪念故陈望道校长《修辞学发凡》出版五十周年而编印的《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一书，书中所收诸名家的论著，自吴文祺老教授以下竞相引述拙著对陈望道及其修辞学的评语。真使我感惭交并。接下去，我便提到了《雪朝》，绍虞先生已完全记不起了，我写给他看，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有这本书；我更提到《咒诅》和《希望》这两首诗，他再摇摇头，说“不知道”“不知道”。于是我转换了话题，问他“还记得郑德坤先生吗？”他不假思索地说：“记得的，记得的！”
郑德坤先生是国际著名的考古学家，超过半个世纪以前，在燕京大学求学的时代，当过了绍虞先生的学生，绍虞先生却一直记得着，比他自己早岁所作的诗，更能记得清楚。在中国，或者说是在这个世界上，当教师都不会有太好的报酬，惟一的安慰是能教出了几个高明的学生，在国际学术界有特出的表现，这就是学生给予老师最大的报酬了。所以当绍虞先生问我德坤先生有没有回到祖国来观光，我说回过了，但不知道您老人家在上海；他说，请告诉他，下次回祖国来，请他来看我；我说，一定的，一定的，明年一定邀请他和我一起来拜见你；他听我这么说的时候，竟喜欢得狂笑起来，笑得整个嘴儿都歪斜了，许久许久都合不拢来，真使人感动呀！我相信，为人师者的爱护学生，实在不逊于父母的爱护子女。
今日接到陈子善先生的来信，说“郭绍虞先生已于6月23日清晨四时病逝。没想到他老人家未及见到尊著的出版，也未及见到您和郑德坤先生再去探望他，便已谢世，使人深感痛惜！”
郭先生为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写序，是在1979年，当时只是根据我的初稿大纲而写的。1981年秋间脱稿，听说他已患了风疾，且因原稿羼乱，不敢复印一份寄去打扰他老人家的清神。去年12月间，出版社才将三校样寄来，说要赶在今年3月出书，以参加6月初在香港举行的“上海书展”，将近五十万字的校样，要我在两周内校毕。我接了校样之后，日夜不停地校阅，不曾睡过一刻觉，不出十日的时光，便全部校毕寄回去了。我倒不一定是为了参加书展、签名义卖的玩意，而是想到郭先生已经有九十的高龄了，几年前写给我的信，字迹早已颤抖不堪，老实说，我怕那爱护我、鼓励我的前辈学人，来不及看到拙著的出版，这将会使我永远感到内疚的。虽然延期出版，其过并不在我，而是出版社据说要先赶印教科书，不得不将拙著的印行工作，暂时搁置下来，但我的内疚之情，却是怎么样也无法销得掉的。
1984年6月30日写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