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新星”在闪烁——谈长篇小说《新星》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改革的“新星”在闪烁
——谈长篇小说《新星》
何镇邦
方兴未艾的改革热潮正在吸引着作家们，反映以改革为中心的现实生活的新作迭出不穷。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是：创作周期较长且向来被认为应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反映改革生活方面却走到了前列。一年多来，以改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出版（发表）了近二十部。青年作家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刊于《当代》增刊第三期），在这近二十部反映改革的长篇新作中，是具有较广视角和相当深度的作品。
《新星》在介绍古陵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康乐的业余创作打算时有这么一段话：“他决定以李向南、顾荣为主要人物模特写一部反映改革的小说，从一个县的场景出发去展开广阔的社会画面，用曲折的心理历程来凝铸历史的脉搏、人生的哲理。”这实际上是作者的“夫子自道”。读罢作品，我以为作者这个创作意图是较好地得到体现的。他虽然写的是一个古陵县，但透过这一角却可以窥见全国之一斑。他既写了处于改革热潮中的古陵县沸腾的现实生活，写了年轻县委书记李向南到古陵就任后形成的
“古陵的节奏”——势如破竹的改革进程和惊人的行政效率，又写了古陵的沉重的历史包袱——以县长顾荣为核心的官僚主义网络，以及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种种封建意识的历史沉渣，昭示了这场改革运动的迫切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如果说，前一两年出现的一些反映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侧重于描写改革初期的生活风貌和揭示了农村实行改革的历史必然性的话，那么，《新星》则是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表现了这场改革的磅礴之势和揭示了阻碍改革的社会势力背后所隐藏的某些历史惰性，对我们民族历史沉积层的积极面和消极面都做了相当深入的开掘。
我们称道作者的“真正的艺术家勇气”，是因为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为我们塑造了顾荣、潘苟世、冯耀祖等大大小小官僚主义者的形象，通过他们相当深刻地解剖了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现实生活中消极的一面，促人警醒。古陵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顾荣是个塑造得比较成功的艺术形象。他“一切都是适度的”，适度的耐心，适度的果断，适度的和蔼，适度的严厉……等等，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有了一整套习惯性的经验，有着一整套政治上的章法和条件反射”。他对亲者严，对疏者慈，常常是反面意见正面说，给各种不光彩的谋私行为加上冠冕堂皇的语言外衣。他在家中接见县公安局高、孙两位局长谈及他犯罪在逃的儿子顾小荣的处理问题时那段描写，他对潘苟世、冯耀祖等亲信的态度，对胡小光的前后两种态度，对李向南刚柔并用的手段，……都把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活灵活现而又分寸适度地描绘出来了。他在古陵苦心经营三十年，已经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权力网和社会网。当李向南被派来古陵就任县委书记时，他对于这个老上级的儿子而今又成了他的上级的年轻人的到来，是颇为不快的。开始，他想用某些手段驾驭他，甚至想用老关系的温情融化他，并采取“以静制动”的斗争策略对付他。后来，李向南势如破竹的改革进程打乱了顾荣的防御部署，尤其是在全县提意见提建议大会上，他们针锋相对，斗争趋于激化。于是，他住进县委招待所的“贵宾院”，指挥他的追随者，调动各种手段，对李向南进行反击，真可谓静中有动，四处出击。最后，他搬来地委书记郑达理，用儒家的“唯本色”、“慎独”等古训来训示这个年轻的创业者，把李向南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应该说，把顾荣始终放在斗争的漩涡中来展示他的性格，而且掌握得分寸适度，这表现了作者刻画人物形象的娴熟技巧；而通过顾荣这个形象揭示出封建家长思想意识、玩弄权术的腐朽习气等等，又表现出作者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和相当冷峻的解剖力。至于愚昧专横的潘苟世，平庸无能、玩忽职守的冯耀祖等形象的创造，虽然用的是漫画的手段，但由于从他们身上挖掘出了属于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精神垃圾，形象还是有一定新意的。
作者在改革“新星”李向南形象的塑造上倾注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社会理想，从他身上开掘了不少别的作品中所塑造的开拓者形象未曾开掘出来的新品质。他并非同顾荣等争权夺利，他“要向古陵的落后和保守开火”，让古陵“更快地在全国富起来，最好成为全国第一”。这并非空想，更不是什么“狂妄”，他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是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在这一点上，他作为一个有理想、有魄力、有眼光的领导人，和作为一个了解民情、实事求是、讲求效率的实干家是相当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他是一个不能容忍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的开拓家。他选择处理县信访站的积案作为古陵改革的突破口，一天中解决了十四个积压案件；在带领县委常委下乡处理问题时，从黄庄水库解决养鱼问题到横岭峪公社解决小学校窑洞塌顶问题，一直到凤凰岭解决滥伐树木问题，都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年轻改革家惊人的行政效率。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向官僚主义开刀，为改革扫除障碍，同时也显示了他作为改革家具有现代生活节奏的新品格。李向南还注意“求通民情”。他在集市上同卖菜刀和卖凉粉的农民谈话的场面是很感人的，而他在解决横岭峪小学窑洞塌顶等问题时对官僚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革命义愤，也集中地表现出他与人民休戚相关的感情。当然，李向南同别的创业者一样，既有“百折不挠”的品质，也有遭受挫折后的迷茫。作品中的李向南，是我们所呼唤的、也正在现实的土地上萌发的一代新人，尽管在他身上还有某些理想化的色彩和观念化的倾向，但还是一个塑造得较为成功的有新意的创业者的形象。关于理想化问题，我以为应做具体分析。作为一个新人的形象，就要倾注作者的社会理想，因此很难剔尽理想的色彩。再从结构上来看，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李向南作为主角从头唱到尾，其它一些陪衬人物，从康乐到胡凡、龙金生、朱泉山等人物形象，虽具有一定的个性，但由于未能充分展开他们的性格，形象不够厚实，使人对李向南有鹤立鸡群之感，这也是造成这个人物有点理想化的原因。再有一个如何看待理想化的问题。文学艺术所反映的不应该只是局部的生活真实，而是全局性的更加本质的真实，应该允许一些描写新人形象的作品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的色彩。至于理念化，当然是不足取的。顺便说一下，林虹、顾小莉这两个女青年的形象，作为李向南的陪衬来写，对作品主题的深化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她们的形象略嫌单薄，尤其她们俩与李向南之间的爱情纠葛的描写，是落套的。
柯云路是一位有才气的青年作家。《三千万》、《耿耿难眠》、《历史将证明》都是他的重要成果，而《新星》的出现表明，在创作上他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期待他的是不要在这个台阶上踌躇满志，踏步不前，而是继续拾级而上，攀登艺术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