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宫川寅雄先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怀宫川寅雄先生
史树青
1984年12月26日夜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宫川寅雄先生逝世的消息，听到为之震惊。宫川先生身体一向很好，骤闻噩耗，愈益增加了内心的悲痛。回忆和宫川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历历如在目前。1962年夏天，那还是中日两国邦交尚未正常化的年代，宫川先生参加日本美术史学者友好访华团，来到北京，这是我们初次相见，他诚恳热情，谦逊好学的态度，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宫川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仔细观察每一件陈列品，并随手作了许多笔记。
其后，中国历史博物馆闭馆将近十年，到1974年才开始接待国内观众。在此期间，第一位接待的外宾就是宫川寅雄先生。当时担任国家文物局长的王冶秋同志，亲自陪同宫川先生到馆。许多同志以能和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见面感到非常高兴。这次参观，他接连看了三天。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连续三天参观，确实是不多的。宫川先生在参观的过程中，精神非常饱满，当看到唐代沟通中日文化的使者鉴真的塑像是黑白照片，立即表示要提供一幅彩色照片以增加陈列的效果。现在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鉴真像，就是1975年宫川先生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名义寄赠的。
1973年，宫川先生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1979年继中岛健藏先生任理事长。他在职期间，除了在和光大学任教以外，主要是从事日中文化交流工作，著书立说，并多次访华，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他的名著《中国美术纪行》、《新中国考古之旅》、《中国的美术与考古》、《中国文明的原像》等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我国每次在日本举办文物展览，宫川先生都是作为主持者之一，热情接待中国朋友，多次与中国的展览代表团和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表示了对两国文化交流工作的真诚关切。
1981年4月8日，《人民日报·每周画刊》发表了《我国佛教艺术的雏形——连云港市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四天以后，宫川先生在东京看到了《人民日报》，知道其中有我对这处摩崖造像的鉴定意见——石刻内容大多与佛教有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佛教石刻，立即给我来信，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在信中指出连云港市孔望山“佛窟”，是关系佛教艺术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大问题。山东和江苏北部一带，应与海上交通有关，是否这一带的佛教艺术自东方传来，值得进一步探讨。我在给他的回信中，寄去了几张照片，他见到了照片，喜出望外。回信说，造像雕刻古拙，服饰与魏晋人不同。还谈到经与三上次男先生共同研究，认为山东省也无类似石刻。他推定这处石刻造像很可能是从海上移植的，还认为其中可能有当时的道教内容，对研究中国、日本、朝鲜的佛教艺术史具有重要意义。
1981年秋，宫川先生率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他和我的谈话，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连云港孔望山石刻造像的内容。当时宫川先生很想到连云港参观，但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如愿。
1982年4月，我随中国文物工作者代表团访问日本，全团同志到东京都中野区白鹭二町目四之四号宫川先生住宅去拜访他，我们又谈到孔望山石刻造像的问题。先生把刚出版的《世界美术》1982年第一卷送给我，并提到他在书中写的《最近的中国考古美术发现》一文中第一项内容，就是孔望山佛迹的发现及其意义。这篇重要文章，引起了更多的日本朋友以及世界爱好中国文化艺术的朋友们对孔望山石刻造像的重视。后来，宫川先生又在中国民航局印发的《中国民航旅行便览》上发表署名文章，扼要地介绍了孔望山石刻造像，号召更多的旅游者到连云港孔望山参观，研究这处中国最早的“佛迹”，欣赏这处重要的佛教艺术，宫川先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和热情宣传者。
那天，他再一次表示一定要争取机会到孔望山参观。我当时提出了对孔望山石刻造像的一个新看法，即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有《画云台山记》，见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过去许多中外专家考证顾恺之画的云台山在四川苍溪县，我则认为顾恺之是无锡人，长期住在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一生未到过四川，故其所画的云台山图，应是以江苏连云港的孔望山石刻造像为背景的，今日的孔望山原是古代云台山的一部分。宫川先生听了我的讲话，就从他的书架上取出谷口铁雄新校本《历代名画记》，逐句核对了顾恺之《画云台山记》的原文，对我的说法很感兴趣，连连说：“一定要争取早日到孔望山参观。”
我回国以后，和连云港的同志谈到宫川先生渴盼来孔望山参观访问这件事，连云港的同志非常高兴。正当我们伫待迎接宫川先生到来的时候，先生竟与世长辞，大家的悲痛心情是莫可言喻的。
宫川先生逝世了。我相信中日两国将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继承前辈的遗志，在中日友好大道上共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