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党员 忠诚的革命家——怀念刘锡五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优秀的党员 忠诚的革命家
——怀念刘锡五同志
薄一波 王鹤寿 王从吾
刘锡五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离开我们已经近十五年了！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缅怀这位老战友、老同志、坚贞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
刘锡五同志1904年7月12日生于河南省孟县堤北头村。他的童年是跟随父亲在江苏淮安和河南家乡的私塾中度过的。1920年到1924年，在开封圣安德烈中学读书。他从童年到少年，正处在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对锡五同志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学校，他订阅了《新青年》、《向导周报》、《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从中汲取精神营养。锡五同志幼年时的同学吴夫敬（武迈五）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年入党，经常向他宣传共产主义，进一步帮助他打开了觉悟之窗，年轻的锡五同志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他的影响下，好几位同学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曾和锡五同志一起在上海办《流萤》，后光荣牺牲的范金堂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1924年，锡五同志在圣安德烈中学因积极参加反对学校当局实行奴化教育，反对帝国主义实行文化侵略，被开除学籍。他来到北平，同吴夫敬等同志住在一起，在新京学院补习班学习，并常到北京大学旁听，同时进行一些社会活动。1924年8月，锡五同志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同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入党后担任上海大学党支部干事，上海浦东区委委员。
1926年10月23日，锡五同志参加了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江苏省委召开上海各区区委宣传干部联席会议，提出要克服失败情绪。会后，锡五同志根据省委的布置，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不革命可以吗？》，登在1926年12月1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文章号召：“大家起来罢！革命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要想得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应当实心实意地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去与军阀争个你死我活！”这篇文章十分引人注目。
1927年的河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正如《孟县公民宣言》所说：“一年耕种，三年纳粮；此捐未了，彼捐又来；军差支应，更难计数。”那年春节前夕，盘踞孟县的吴佩孚所属十一师一个团就地筹款，县长阮藩侪乘机加派捐税银元二十万元，限期缴纳。孟县人民反抗情绪非常激烈。当时在北平求学的孟县学生马启明、马维俊、谢斌如等人适逢寒假回乡，这时，锡五同志回到孟县，和一些进步学生在城东庙底学校召开筹备会。会上决定：立即组织民众游行示威，进城请愿。并选出八名代表，锡五同志为行动总指挥。与此同时，派了一些中学生，分头到农村去发动群众。会上还通过了《孟县公民宣言》。元月26日，全县三千多农民群众聚集在庙底大庙。出发前，锡五同志发表讲话，说明游行示威的目的是要求缓征捐税，让大家过好年；要大家在行动上听从指挥。讲话后，即带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进城后张贴标语，沿街高呼“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此时，孟县西半部的红枪会也赶来参加，手执长矛大刀，在街上游行助威。游行队伍围住县衙，县长阮藩侪最后不得不答应年内不要捐款，释放扣押群众。这样，二十万元的捐税一拖了之。斗争取得了胜利。
事后，锡五同志回到上海，仍参加上海大学党支部的领导工作。后被派到河南省委军委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仍在江苏、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牢狱生活和死刑的考验
1930年夏，锡五同志被派往东北，担任中共满洲局代理职工部长。同年冬，担任全国总工会华北特派员兼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顺直省委委员。12月，在中共北平市委扩大会议上当选为北平市委书记。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张金刃
（即张慕陶）从上海窜来天津，煽动部分党员成立所谓“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企图分裂北方党，锡五同志坚决反对。7月，锡五同志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法庭上表现沉着、坚决，被判处徒刑八年，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同年冬，监狱里成立了党支部，锡五同志参加了，对支部交给他的任务都积极去完成。在监狱中，他顶住了敌人要求的所谓“转变”，并同那些“转变”了的叛徒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参加了历次对监狱当局的斗争，表现勇敢坚定。
1935年春，国民党宪兵第三团派人打进草岚子监狱。敌人发现共产党人还在活动，并认定了其中的“活动分子”，即上报南京“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判决狱中十二名共产党员死刑。锡五和其他十一位同志都做好就义的准备，大大激励了全班房政治犯斗争的勇气。恰在此时，华北局势发生剧烈变化，国民党投降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国民党党部及国民党其它机关都须立即撤出北平，宪兵三团也仓促撤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十二名党员幸免于难。
狱中党支部曾利用特殊关系，经常从北京饭店法文图书馆买到一些外文版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国际通讯》等刊物，经过自己翻译（狱中不少同志懂外文），在狱中党支部的学习委员会领导下，在党员中传阅学习。锡五同志和同牢房的赵林同志都认真学习，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这对出狱后工作有极大帮助。
狱中党支部组织了生活委员会，动员党员和其他政治犯向亲戚朋友要求资助以接济有病的和困难的同志。锡五同志家庭比较富裕，家里常寄钱来，对大家帮助甚大。
1936年，国内抗日运动日趋高涨，不少地方群众已经行动起来，要求党领导，但因缺乏干部，无法满足形势的要求。党中央和北方局首先决定营救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早日出狱。当时，锡五同志表示同意中央决定。为慎重计，他要求第一批出狱的同志出狱后进行证实，如确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送一只烧鸡为号。锡五同志按约定出狱后，北方局介绍他赴延安。在延安，锡五同志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地方工作科科长、训练班主任等职。
在敌人后方从事组织工作
1939年，刘锡五同志被派往太行山，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后又被任命为北方局委员。在北方局和朱德、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直接领导下，对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做得很好。
锡五同志不仅重视党的组织建设，而且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当时北方局出版党刊《党的生活》，由锡五同志主持。《党的生活》刊登中央政策和指示，反映华北地区党组织领导抗日战争的情况和经验，对于教育党员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起了重要作用。《党的生活》每期都送延安。1945年，杨献珍同志到延安，初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毛主席说：“你在北方局《党的生活》上发表的北方局党校整党经验总结，我看过了，很好！”可见毛主席对《党的生活》是很熟悉的。
1942年到1943年是太行山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岁月。1942年5月，在反“扫荡”当中，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包围在辽县（现名左权县）十字岭上，伤亡惨重。当时锡五同志也被包围，他突围后，彭德怀同志指定锡五同志为临时总支书记，为北方局机关建设作出贡献。
1943年，太行山遇到多年罕见的大旱，军民生活异常艰苦，常常以糠菜充饥。当时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北方局决定，每人每天采一斤野菜或树叶交公。锡五同志和普通公勤人员一样，每日都完成或超额完成采集野菜任务。
为开创嫩江根据地，建设新吉林而努力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锡五同志被调到东北工作，先后担任西满二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嫩江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军区政委。
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锡五同志在西满二地委和嫩江省委工作期间，坚决地执行了中央的这个指示。国民党军队占领齐齐哈尔后，锡五同志根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把领导机关搬到农村，指挥地方武装清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1946年中央“五四”指示后，锡五同志于6月份带领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土改试点。有一次途中遇到土匪阻击，他从容不迫，指挥少量警卫人员击退比我们多几倍的敌人。在土改期间，锡五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要求干部认真掌握政策，特别是划分富农和中农的界限，强调要保护工商业，保留手工业作坊，并注意争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嫩江群众发动起来后，大批青年参军，省委调集了大批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为解放战争贡献了力量。
1948年，锡五同志调到东北局组织部工作。当时正是全国解放前夕，中央要求从东北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成建制地配备若干省委、地委、县委领导班子，支援新解放地区。锡五同志认真组织，顺利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1949年夏，锡五同志调到吉林省任省委书记，直到1952年夏天。在这期间，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在党中央和东北局的领导下，镇压反革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建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注意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支援抗美援朝的战争。他重视经济建设，用了很大力量恢复铁路交通，恢复小丰满水电站、蛟河煤矿、造纸厂等工矿企业，在农村组织互助合作，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锡五同志在解放前，受到敌人的严重摧残，解放后，积劳成疾，身患多种疾病。1952年，对脊髓纤维瘤作了切除手术，留有后遗症。但他一直坚持为党工作。至今，吉林人民还时常回忆和怀念这位老书记。
从事党的监察工作
1955年，我党召开了全国党代表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锡五同志当选为副书记。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机构，锡五同志被选为中央监委副书记。
1955年到1966年，中央监委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委员会集体领导的制度，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制定了执行党的纪律的各项政策；结合“肃反”、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其他中心工作，检查处理了党员违反党章和党的纪律的案件；受理了党员的控诉和申诉；对处理错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向中央如实地反映了实际工作中的情况；对党员进行了纪律教育。中央监委在这十一年中，总的说来是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指示的，是完成了党的“八大”赋予监察机关的任务的。正因为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就极力攻击诬蔑中央监委刮“阴暗风”、“翻案风”、“单干风”。中央监委的领导人和其他坚持党性原则的干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诬陷和迫害。当然，锡五同志也难免遭殃。
1958年，“共产风”、浮夸、瞎指挥、强迫命令、高指标等不正之风严重地泛滥起来。这年秋天，刘锡五同志带领一些干部到安徽、天津、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省市作调查研究。最初，他对当时发生的一些“左”的现象，持审慎的态度。他对随从的同志说：“咱们要多看看，不要多表态”。后来，在河南看到大炼钢铁中的问题和刮“共产风”等情况，他不赞成，并当面向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提出意见，提请省委注意这些倾向。同年秋冬，河北省徐水县委宣布，徐水县已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了全民所有制，要实行全民供给制，取消债务，生活资料归公。还实行“全民肃反”，自上而下分配抓“坏人”、“消极分子”数字，限期完成，送去劳改等等。河北省委和保定地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徐水工作进行全面检查。中央监委由当时在机关主持工作的刘锡五同志批准，将徐水情况向中央写了《情况反映》。当时有人指责中央监委“吹冷风”、“泼冷水”。中央监委常委认为：如实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是中央监委的职责，既不是“吹冷风”，也不是“泼冷水”。
1957年以后，全国发生了错批判、错处分党员、干部的现象。中央和地方监委根据中央1961年6月的指示，对批判错了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了甄别。对过去完全批判和处理错了的，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对部分批判和处理错了的，改正部分错误的结论。1962年，中央监委又根据《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对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完全或基本批判、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采取简便办法，加以甄别平反。中央监委常委包括锡五同志共同做了这项工作。这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时的困难起了良好作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攻击中央监委甄别平反是刮“翻案风”，是别有用心、根本站不住脚的。
被迫害致死
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指使他们的爪牙攻击诬蔑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选出的中央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多数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诬蔑中央监委机关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致使大批干部被批斗、被关押。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刘锡五、常委吴溉之、王世英、杨之华等久经考验、为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同志，先后被迫害致死，终于摧垮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1967年，在江青、康生策划下，掀起了揪叛徒的高潮。刘锡五同志受到了批斗和关押。1969年送“五七学校”监督审查，直到1970年2月被迫害致死。
1967年，“造反派”把锡五同志当作“叛徒”批斗，他坚决不承认。当专案组的人围攻、追逼他，硬要他承认是叛徒、特务时，他冷笑一声，昂首望天，不屑回答。批斗会结束后，他对一位同志说：“不要看他们这样猖狂，他们长不了。要相信党，相信党中央，六十一人问题，总会有正确结论。”1969年3月，江青、康生一伙不顾锡五同志身患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症、脊髓纤维瘤手术后遗症、右肢萎缩、慢性肝炎等疾病，强令他到双岗中央组织部“五七学校”监督审查，强迫劳动，不久就大便失禁。锡五同志的爱人何真同志得知锡五同志病重，自动到双岗照顾锡五同志。同年冬，锡五同志随中央组织部“五七学校”迁往河南长葛。1970年2月28日，锡五同志在郑州含冤饮恨，与世长辞。临终前对何真同志说：“我生是共产党员，死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党，将来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死后，你要振作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刘锡五同志离开我们已经近十五年了，他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学习。锡五同志从1924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到1970年逝世，历时四十六年，经受了法庭、牢狱、死刑、战争的严峻考验，遭到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迫害和摧残，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相信党、相信人民，坚信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必定胜利。他既具有革命的热情，又具有求实的精神。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大跃进”中，他都深入下去认真调查研究，如实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他既勇于坚持原则，又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他作风正派，谦虚稳重，平易近人，爱护干部。人们对他的评论是：“人好见，话好谈。”他没有架子，从不训人。
刘锡五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一贯热爱党，热爱人民，为人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善于团结同志，热心教导青年。他不愧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今天，我们怀念锡五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高贵品质，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