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西曼教授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怀念张西曼教授
孙晓村
今年是张西曼教授诞辰九十周年。我认识张西曼教授是在三十年代中期，那时我们两人都在南京。
“九一八”事变以及后来接二连三出现的事件，把日本军国主义者想灭亡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感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从而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以及在敌人面前步步退让，事事屈从的行径，万分痛恨，希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8月1日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犹如火炬那样很快地把蕴藏在全国人民心中的救亡图存的烈火点燃起来，全国出现了救国运动的高潮。上海救国会是1935年成立的。南京妇女界、文化界、学生界救国会也在这年年底前后成立。
张西曼教授那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南京各界救国会从酝酿筹备时起就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心脏地区，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救国会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从救国会来讲，能有一位象张西曼教授那样的立法委员同情和支持我们，定期给我们分析国民党政府的政情，帮助我们联系政府里比较进步的中上层人士，这对救国会工作是有力的援助。从张西曼教授来讲，不顾自己的地位官职，不怕特务的注意，同救国会有来往，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勇敢的爱国行动。
在张西曼教授和救国会的交往中，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1936年“首都各界人士援助绥远军民抗日”的那次活动。那是在11月间，日本军阀勾结蒙古民族的败类侵略绥远，驻绥远的军队和当地人民奋起抗击。消息传到南京，群情愤慨，认为日寇欺人太甚，我们决不能坐视不问。南京救国会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发起一次较大的群众性的活动，打破南京死气沉沉的气氛，来一个政治上的突破。但当时的形势，如果要发动公开的支援绥远的运动，必须有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出面主办，才能实现，否则会立刻遭到镇压。于是救国会就派曹孟君、狄超白、吴茂荪、王枫和我，与王昆仑（当时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张西曼、许宝驹（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总务处处长、老国民党员）三位上层人士相商，一起研究，也就是着手筹备。张西曼教授十分积极，那几天整天和我们一起，先分析、估计发起援助绥远的运动，可以得到哪些上层人士的同情。记得第一次商讨时，张西曼教授激动地发言，他完全同意这一次援绥运动要力争公开，场面越大越好。他有把握地说，可以动员好多位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特别是华北、西北籍的委员来参加大会。由于王昆仑、张西曼、许宝驹三位的奔走联系，居然请到了国民党元老张继来主持大会。我和千家驹同志拜访了冯玉祥、李德全，得到他们的赞助。经过这样一番努力，局面就打开了。我们选定了当时在南京是出名的高级饭店——中央饭店大厅举行“首都各界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大会”，到会人士十分踊跃，当场共推张继来担任主席，国民党左派元老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等都到场签名。那天发言的人很多，记得张西曼教授也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大会发起募捐运动，接受捐款（包括实物）的地点，借用许宝驹的寓所。张西曼教授奔走募捐，不遗余力。1936年11月28日南京各界救国会的领导人孙晓村、曹孟君被捕，张西曼教授还为营救他们多方奔走。时间过去四十八九年了，但张西曼教授那种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至今还鲜明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使我经常怀念他。
千家驹同志附记
晓村同志的文章写好后，说时间隔得太久，有些事记不真切，要送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我认为晓村同志的文章很好，都是符合当时事实的。只有一件事，我可以补充一下，但与晓村同志的文章无关。那是在1937年8月间，“七君子”已经被释放了，但晓村和孟君同志尚未出狱。有一天西曼同志来我家里，约我和沈钧儒先生去到梁寒操先生家里参加一个茶话会。梁寒操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秘书长，兼中苏文化协会的常务理事。在这里我和沈老第一次和周恩来同志见面。参加茶话会的我记得还有黄任老，以及外国记者。这事晓村同志当然不知道，因为他还被国民党反动派关在狱里呢！但我相信，这个茶话会也是西曼同志所组织和推动的。我谨以这段“附记”，作为我对西曼同志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