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就怕鸦雀无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怕就怕鸦雀无声
穆福田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是广开言路、畅所欲言好呢，还是阻塞言路、鸦雀无声好呢？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得很明确：“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文选》134页）这个论断，不仅蕴含了我们党六十余年甘苦备尝的哲理，而且凝聚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数千年盛衰治乱的经验呵！
翻开史籍，早自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政治家们就着手探索这个问题了。周王朝的大臣召公提出过这样的观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稍后的郑国名相子产也作如是观。他说：毁乡校以阻塞言路“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他们以治水之理喻治国之道，说的都是要让人讲话、不要搞得鸦雀无声的道理。后来，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称道子产“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的政绩，并联系唐代中期言路阻塞的现状，不无感慨地发了一通“谁其嗣之，我思古人”的牢骚。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自遵义会议后，经延安整风，七大，到八大前后这么一个长时期内，民主生活比较健全，全党乃至全国各界畅所欲言，党的领袖们从中汲取了无穷智慧，提出了大量英明决策，避免了不少可能的失误。革命和建设的长足进步，至今令人“心向往之”。然而后来，党却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人们尽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分析这场悲剧的起因，但谁也无法否认，党的主要领导违背了自己曾长期倡导并坚持得卓有成效的群众路线，听不进群众的声音，是酿成这场动乱的一个祸根。正直之士披肝沥胆的忠谏，民族精英横遭凌辱的呻吟，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呼声，统统听不进去，只是执拗地认为，“天下大乱”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政治家王鏊有言：“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读斯言也，令人真有切肤之感。
中国历史上不乏钳制人口酿成惨祸的事例。周厉王姬胡派巫神当特务监视国人，发现议论国事者“则杀之”，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自以为得计，结果不出三年，“国人”起义的风暴就把他抛到荒山里去了。步他的后尘，秦始皇焚书坑儒，隋炀帝拒谏嗜杀，明清迭起“文字狱”，蒋介石搞特务统治，都曾把偌大神州搞得噤若寒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出现过林彪、江青集团十年肆虐所造成的大沉默。但是，从来的鸦雀无声都不是真正的无声。江青一伙霸道得够可以了，可人们还是以各种形式揭露和指斥他们的邪恶，1976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实质上宣告了他们的灭亡。抚今追昔，再来研读邓小平同志“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的教诲，更加感到这是一个足以雄视千古的真理。
中国历史还有它的另一面，这就是不少政治家通过开拓言路打开了治世的大门。上文提及的郑子产，以国人议政为师，“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结果把个小国寡民的郑国治理得井然有序，硬是在强国争霸的缝隙中觅得了一席之地。唐太宗李世民是个颇具“民主”风范的帝王。他吸取了“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的教训，主动求谏。下面呈上的意见书，他“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有个书生，无端攻击了他一通。文武齐声曰“杀”。他却批示道：“其言若是，是其忠也；其言若非，是其狂也。忠不可仇，狂不足较。……赦之不问可也。”君王豁达若此，朝廷上下，谏臣如云，奏章如雨，“贞观之治”由是而兴。历史的结论就是这样判然分明：鸦雀无声是乱世的先兆，言路畅通是治世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