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室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斗室
石英
他自己也曾拿皮尺量过，这间住室长四米，宽二米稍弱，不足八平米，象一个狭长的过道。斗室，只是一个统称。
每天除了八小时工作他到班上去，其余生命的三分之二基本上都在这里度过。休息，但主要的仍不是休息，还有不息的劳作，譬如说，阅读上班时间看不完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业余笔耕生涯。
在这里，他每天最珍贵的时间要属早晨。经过几个小时的睡眠，醒来后脑筋最好使，还有在乍醒未醒似梦非梦时产生的“灵感”，也许会稍纵即逝，他还要急着把它捕捉住。因此，他不敢马上去干别的事情，只能披上衣服坐在床上，面前垫一块木板，抓紧时机写它一两千字。然后再洗漱，到阳台上活动一会儿身子，再吃早点。他不知道这种习惯到底好不好，不过是天长日久养成的习惯，要改变恐怕也难。有好心的同志劝他还是利用早晨空气新鲜的时间到大马路上跑跑步，他也觉得有道理，却又舍不了这个最佳状态的用脑时间。矛盾得厉害，怎么办？结果还是坚持己见。所幸直到现在，身体还没出大毛病，没有冠心病，前些时候体检做脑电图，情况还使医生感到惊喜：“倍儿棒！”
也不知秘诀在哪里，是精神状态，还是经常走路之故？是的，他不会骑自行车，每天走的路程，虽未有意识地计算过，但估计决不会少于五公里，而且速度很快，比他年轻的小伙子也赶不上他。
还有一个珍贵的时间，就是中午，不过这不是劳作，而是真正的休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一刻钟也好。这段时间加上早晨，他最怕有人敲门。熟悉的同志一般都了解，而外地来的客人、老家来的亲属却不管那一套。敲！而且还是急促的，不开，那怎么行？有人给他出主意说：贴个条儿在门上。那可不成，什么人物，摆这么大的架子！他说啥也不干。
他有时也出去参加一些体面的活动，甚至还主持过会议，讲过话，听者谁也未去想他住在什么地方，但那些印在报刊上和书页上的铅字，却最熟悉他，一个个瞪着黑溜溜的小眼睛瞅着他，就象爱养猫的人心爱的“花狸虎”那么懂事，那么知情。有时也碰到个别来人出乎意外，环视着这间斗屋咂牙花子，甚或发两句感慨。他听着并不那么高兴，觉得别人破坏了他的情绪。
他唯一感到歉疚不安的是：斗屋里通常是凌乱的。除了一张床铺，一张桌子，一个书柜，的确再没有多少空间。食具、炊具、笤帚、簸箕，都安搁在这里；文稿、纸张、常用书报，只能堆在桌上，挤在枕边，瞅着是欠雅观，他也强烈地感到不妥。但一忙起来，便顾此失彼。等忙过一个高潮，稍稍松闲下来，他也会着手整理内务，打扫卫生，还真有那么一番整齐模样，自己瞅着也挺舒服；但下一步又进入大忙高潮，乱劲儿又来了。如此循环往复，几年时间也熬过来了。
好在有兴趣来他这斗室做客的人，大多数不怎么挑剔。对于他说来，晚间虽然也忙，但绝不排斥客人来访，适当愉快地聊聊天，也是一种良好的休息。不过，他倒是和唐代诗人刘禹锡有点相反：刘禹锡的“陋室”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来他斗室的“鸿儒”并不多，绝大多数却是“白丁”。他们一来，便畅怀谈笑，茶是不可缺的，有时还不妨喝上两杯啤酒。这些极普通的人中，大多数又是当年“文革”浩劫中他被“下放”工厂时的工人朋友，他们都曾深切同情过他。他与他们相处，最深切的感受是最宝贵的真诚；从他们那里，不但得到友情的欢愉，而且汲取了生活的营养。
屈指算来，他在这里已住了三年之久，对斗室已有了较深厚的感情，因为他那上百万字的作品，都是在这里默默地写成的。但也不是那么完全满足，他有时拿着东西，也感到拨拨拉拉，太窄狭，心想，假如再加一倍这么大的使用面积，也许住起来会较为方便些。
这一点，他从来也没向谁提出过，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先自否定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他没有时间去“活动”使之兑现，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就是创造，他宁愿把时间最大限度地用在该用的地方。
窗外下雪了，越下越大，透过窗玻璃，映衬得斗室里显得更亮了，空间也好象扩大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