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人，不朽的一生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修人，不朽的一生
楼适夷
应修人烈士，1900年2月7日出生于浙江慈溪县的赭山（现属宁波市），今年是他诞辰的八十五周年。他在1933年5月14日（当时任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到左联党团书记、作家丁玲同志家联系工作，适逢丁玲与潘梓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走，遭遇留守特务，奋勇拒捕，经过一场剧烈的格斗，壮烈地跳楼牺牲，为保卫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从一个自幼失学的商店学徒，刻苦自学，卓然成材，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诗人，踏上了献身革命的道路。他的一生是短促的，但这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也是不朽的一生。
修人生长在一个小康而渐趋式微的家庭，家无土地，父亲应庆泰外出谋生，在宁波一家布店当伙计挣钱养家。修人从小生活在山明水秀的家乡农村，和周围劳动农民亲密相处，养成勤劳、朴实的习性，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诗人气质和勇往直前、舍身忘我、坚韧不拔的革命者的基本品质。由于家庭生活的困难，他连乡间的小学还没有读完，十四岁就由亲戚帮助，到上海一家大钱庄去当学徒。在那种资力雄厚、营业范围较大的钱庄，当学徒的多数是股东经理家的子弟，主要学习业务知识和技能，劳作是轻微的，生活待遇也比较好，升腾发展的希望大。这在贫家子的修人当然是难逢的机遇，特别由于他爱好学习，很快就熟练业务，而且作事勤恳，很受当权者的赏识。但他自己并不满足这种生活，却相反地感到厌恶。在他十七岁当满三年学徒时写的“自题小影”的七言绝句中，就诉述了这种心情：“生涯今日何堪问，万恶沪滨侍富翁”。他已开始接触到新的书报，在上海十里洋场切身体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下贫富悬殊、民生困迫、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的现实，怀有强烈的不满，而不自安于所处较优裕的生活，写了那样的诗句：“正多国难忍旁观，未许身安怕奋飞”。他深思苦虑想改变现状，一度弃商从农，企图在家乡和熟悉的农民去共同经营理想的农场，但这仅是一种幻想，结果遭到失败，换得了一场大病。他没因失败而灰心，只是从此认识到必须寻找一条另外的改变现实的道路。他以“百战西风气更雄”的气概，又回到了上海。
北京青年学生燃起五四运动的火炬，开始照见修人所向往的前进的道路。当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风暴席卷全国，上海工人、学生群众首先响应，群起罢工、罢课，要求废除卖国条约、惩办卖国贼、抵制日货、收回青岛的呼声，响彻于每个角落，商界也跟着起来举行罢市。广大市民中发起“救国十人团”运动。那是一种自发的，联合十个人即成立一个团体，作各种反帝爱国的斗争。修人便在自己的周围首先成立了“十人团”，然后分头推广开去，进行宣传、抵制、募捐的活动，将募得的捐款送到上海学生联合会去。他在这场斗争中团结了周围的青年同事，并开始懂得了一个人奋斗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无论在任何环境中，只要是有群众的地方，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就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他那时所团结的青年中，有一些就是富商巨贾的年轻子弟，其间虽有的在中途脱退了，但多数都在革命的道路上共同走了过来，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离开，对革命都尽了各自的力量。
随“五四”之后新文学运动的勃兴，他热衷于新诗的创作，并成为新诗创作活动中最早露出头角的优秀的青年诗人。早在少年时代他已具有诗歌的素养，写过不少旧体的习作，如我们上文所引的那样。以后他寻师访友，把力量倾注到新诗创作上去，从1920、1921年开始，已在当时著名进步刊物《少年中国》、《文学旬报》、《诗》、《晨报副刊》发表作品。1 922年春，他和在杭州的青年诗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结成“湖畔诗社”，并由他编辑四人合作的诗集《湖畔》；次年，又继续编辑出版第二本“湖畔诗集”《春的歌集》，成为当时生气蓬勃的新诗运动一支突起的新军，在中国诗歌史上成为一个卓越的存在。
同一时期，修人在热衷诗歌创作外，又在青年友人中组织读书团体，把各人的图书集中在一起，并陆续添置新书，由会员轮流值班经管，统一办理借阅手续。以后逐渐发展，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小图书馆，确立为要求进步、坚持自学的青年读者服务的目的，首创无条件外借，并对远道和外地读者采用通讯邮借的办法，这就是“上海通讯图书馆”。它不仅在图书馆事业中是新的创举，受广大青年群众，特别是职业青年的欢迎，同时也在与群众的联系中，逐渐树立起明确的政治倾向。当时，修人离开钱庄改任一家银行的出纳主任，收入多了，地位高了，他可以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参加图书馆的工作和社会上的群众斗争，并在自发的、积极的行动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党。通过五卅运动的火热的锻炼，他带头参加了党的队伍，在图书馆中建立党团组织，由他担任了第一任支部书记。
图书馆秘密推广党的书刊，和内部有国家主义派倾向的同事做了斗争，获得胜利。以后，经常请党的领导同志、青年运动的指导者如赵世炎、恽代英、杨贤江、沈雁冰等到图书馆来做报告。把图书馆作党团的秘密联络机关，也作为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许多青年读者，通过图书馆参加了革命，对他们来说，这图书馆也成为革命的摇篮。
修人带头主持、积极参与图书馆日益发展的一切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他的工作愈来愈重，例如开辟银行职工之间的党的组织，参加总工会领导下的店员工会的活动，他愈加迫切地需要把整个身心投入革命斗争，已经非坚决摆脱社会职务不可。1926年年底，他得到党的批准，毅然抛弃了优越的银行职位，第一次秘密离家，到广东去参加黄埔军校的工作。
他在黄埔军校担任会计，在校党团领导下工作，去农民运动讲习所听党领导同志的报告，并帮助军校学生请鲁迅先生到校讲话。鲁迅在那次就作了《革命时代的文学》那篇有名的讲话。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叛变，广州发生了四·一五政变。形势激变，修人受到派遣，一度回到上海，又再次离家到武汉国民政府，由共产党人苏兆征同志任部长的劳工部工作。但很快地武汉又发生了7月15日事变，汪精卫叛变反共。修人再度回到上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决然离开亲老家贫的家，于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与同行的一批男女青年同志一起，悄悄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苏联船“列宁号”，去海参崴转莫斯科学习。
修人先在孙中山大学，后在东方劳动大学，从头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俄国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军事学和俄语，秉其在国内实践经验的基础，刻苦用功，进展很快。其间参加了留苏学生间的党的工作，同教条主义作过斗争，也参加了学生间的文艺活动。到1930年5月学习期满，听从组织安排，回国参加工作，于8月回到上海。
他在上海地下党，先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油印科工作，负责同苏区来往的交通传递情报。同时作为诗人和作家，他也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最早写过苏区题材的作品。1931年开始，他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做党的财务工作。因此与当时留在上海地下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有直接的联系，他也与瞿秋白同志共同研究拉丁化新文字的问题。
1932年临时中央撤离上海到苏区以后，修人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后来改任宣传部长。他在党的内部的与对外的秘密刊物上，写了一系列时事评论的文章，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也为群众斗争如工人罢工运动写大量的宣传文字，同时领导创办了公开发行的群众报刊，如《大中报》、《大陆新闻》、《东亚日报》等。在这些工作中，他终日奔走联络，深入基层，亲临指挥，联系广大革命群众，每每到夜晚还得整半夜或通宵在灯下写作，不知休息为何事。
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疯狂剿共；在王明路线错误领导下，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党的地下机关被破坏，党的工作同志被逮捕的消息；出现一些不坚定分子，在敌人威胁利诱下动摇，屈膝叛党，使地下活动的困难愈来愈大。工作的同志们每天出发活动，犹如蹈上战场，时时有遇到危险的可能，早晨出门，还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家，即使在秘密的住家，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受到敌人突然的袭击。修人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沉着机警，从容不迫，工作达三年之久，冲破无数次被追踪受袭击的险隘和大破坏的浪潮，而不幸最后终于在危急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横于上海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七号门前街头的遗体衣袋中，只有一张联络工作的密码条子，和昨夜通宵为英美烟草工厂工人罢工斗争起草的传单稿。他平时对共同工作的爱人说过：“我决不让自己落在敌人的手里！”果然，他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追忆他一生走过来的革命的道路，和最后牺牲的壮烈的场景，敬供一瓣心香，作为对他诞辰八十五周年的纪念。修人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