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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报纸长沙大众报经验介绍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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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1-04-15
第6版()
专栏:

  通俗报纸长沙大众报经验介绍
编者按:通俗报纸长沙大众报的经验很好。通俗化是目前报纸和出版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由于不通俗,目前大部分报纸和出版物都停留在一部分人手中,没有真正深入到工人和农民群众中去,成为他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顾问和助手。而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群众严重地缺乏适合他们需要的读物。这是报纸和出版工作中的一种严重的、不能容忍的现象。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加以改变。“书报评论”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各地编辑工作者、作者、发行者和读者都来发表意见,并提供关于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况。
  一
长沙大众报的前身是由解放前湖南的两家较进步的晚报——实践报和晚晚报合并组织起来的,原名大众晚报,以城市工人、学生为主要对象,并照顾工商界,对城市各种运动的配合和报纸通俗化的工作,曾有一定的成绩。但在私营期间,报社情况是困难的:对象不够明确,发行份数少(仅一千五百份左右),每月亏累很大。政府虽曾在各方面给这张私营报纸以支持,但终以销路打不开,经常处在困难之中。去年六月间,湖南举行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会议,报社主动向大会提议,愿将报纸献给全省农民,配合湖南土地改革运动,为湖南农村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服务。大会接受了这个提议,遂在去年八月间,在原有基础上改为以全省农民为对象的通俗报纸。
经过这个改变,带来了报纸的迅速而有生气的发展。到今年一月份已发行到三万八千多份,每月可收到稿件一千五百篇到两千篇左右,替报纸经常写稿的农村通讯员、区乡干部、积极作者在八百人左右。由于宣传了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初步联系了农村群众,配合了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以及农村时事教育,文字通俗浅显,适合农民文化程度,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现在订报最多的乡,已达两百多份,每个农民协会小组有三份到五份。
大众报与新湖南报在一起办公,印刷、经理、发行(交邮局)都由新湖南报统一管理,所以它的组织很简单:只有一个编辑部,工作人员共二十二人。编辑部总的领导,上有编委会,下有总编室,分农民运动、农业生产(包括城乡经济)、农民生活、时事资料及通联等五个组。工作方法是“编通合一”,由编委会制订总的编辑方针和报道计划,交总编室和各组执行。
大众报五个月来的经验证明,在省级主要报纸直接领导下,出版一张通俗的农民报纸,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省级主要报纸由于某些条件限制,常不能满足与适合农民的具体需要。在农民报纸和省级主要报纸分立的状态下,在报道上又常容易重复和混乱。而在省级主要报纸直接领导下来办这种报纸,分工问题即可很好解决,比如:在目前土地改革运动中,新湖南报掌握总的思想与政策的领导;大众报即集中对农民进行教育和鼓动。这样做,不仅不会妨碍省级主要报纸的群众性,而且可以帮助省级主要报纸联系群众;不仅不会减少省级主要报纸的发行,而且可以进一步增加发行。
大众报由于和新湖南报在一起,节省了不少管理费用,也更容易达到自给。

大众报过去五个月的工作中,由于工作人员对农村情况不熟悉,绝大部分缺少实际运动的知识和经验,群众观点不强,政策水平低,因此还存在着很多缺点,但是它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是值得介绍的:
第一,怎样把指导性和群众性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报纸初改版时,编辑部体会到这张报纸是给农民看的,一定要让报纸充满农民群众的声音和作品。但当时农民替报纸写稿的还不多,报纸尽量采用了他们的稿子,反映他们的生活。不久发现这种反映,和运动结合不紧,不能抓住农民生活、思想、感情的重要方面,指导性很弱。以后便注意了加强报纸的指导性。这一时期,对秋收以后的选种、留种、积肥、秋冬耕,以及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动群众,宣传政策等,一般说是结合得比较紧了。但是,又走了另一极端,用过多的篇幅报道了干部活动,放松了群众活动。比如:宣传谁种谁收政策的时候,报纸有不少消息,老是先报道干部怎样开会,后来群众对政策摸到底了,就种了多少萝卜、油菜、草子。不是用一堆数目字来代替群众的实际活动;就是一些笼统的概念,缺少具体的单个的实例,也就同样看不到群众活动。又如在报道土地改革发动群众的时候,也是干部如何下乡、如何开会、讲了些什么话,这样群众懂得了,搞通了等等,而很少把政策融化到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实际行动中去。表现在版面上的就是沉闷,缺乏生气,这时,读者提出意见了:“报纸上光是谈土地改革,谈生产,说小故事,没得味。”编辑部仔细地研究了读者的意见,发现土地改革要谈,生产要谈,读者责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报纸没有把中心工作和群众的实际行动和生活结合起来。编辑部警惕了这一点,重新进行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学习,又研读了辽西日报编辑部的工作检查,和皖南日报钱丹辉同志的文章,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起来,了解到只有充分表现报纸的群众性,才能很好地发挥他的指导性。
目前报纸已在大力扭转这一偏向。编辑部分组审慎地耐心地对待农民的来稿,尽量采用他们的作品,关心农民群众中的人物,他们一点一滴的创造和智慧。反对过去片面追求稿件完整的作法,并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去联系群众。目前已经试验成功的形式之一,是在报纸上举行“讨论会”(已举行过一次时事讨论会,现正举行土地改革讨论会),这种形式,不但可以组织讨论,吸收更多数的群众;还可以具体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发现更多的实际问题。有些就是很好的新闻稿件。
和整个编辑工作相配合,报纸已决定今后将通联组的大部或全部力量,用在培养和发展农村通讯员上(过去是对干部和农村通讯员平均使用力量),通过农村通讯员联系群众,提高稿件的政治质量,鼓励他们的写作热情,吸收更多的农民群众参加报纸工作。
农村时事宣传从去年十月份起开始加强,现在通常占到一版或一版以上的地位,采用了“讨论会”、“问题解答”、“时事讲话”、“时事快板”、“三字经”、“小统计”和“专题连载”等形式,并且把原有的黑板报加以改进。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编辑部没有估计到农民还缺乏许多基本的时事常识,某些方面还是由上往下硬灌的东西居多,没有很好地注意群众的接受能力,一步一步的来,就性急地在农民没有读完“第一册”之前,要他读“第二册”。现在报纸已开始在这方面加以注意,以“读报常识”,“小辞典”等,告诉农民这些基本知识,并且尽量注意浅显、扼要。
第二,通俗化工作。大众报在这方面费的力量很大。改以农民为对象的通俗报纸以前,就学习了柯蓝同志的“怎样编写通俗报刊”。后来又在工作中慢慢摸索,才体会到报纸的通俗化,是一个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问题,也就是用群众的语言,表现群众的生活,而不是一字一句的简单的翻译。真正的通俗,必须是“深入浅出”的。深入,即是把对具体问题的了解与对群众思想情况的掌握相结合;浅出,即是从群众的现有知识水平出发,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及他们的语言来表现。也就是“新农村”通俗化经验中的由具体到抽象,由事实到原则,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用群众的东西来教育群众,是内容和文字上联系群众的主要方法之一。比如,报纸在联系实际方面的很多例子,过多地报道了干部的活动,忽略了群众的活动,虽然在文字上苦心苦意下了功夫,读起来好象很通俗,但实际上还是脱离群众的东西。
在文字的运用上,大众报有这样几点体会:
一、方言和口语的运用,不能片面、狭隘。湖南的语言比较复杂,很难找到一种代表性的方言,在报纸改版后,曾经有一个时期,过多地采用了长沙的方言,如“没有”用“冒得”,“幸亏”用“搭帮”,“很多”用“蛮多”,“出了事”用“出了咯壳”等,结果群众反而不懂。
二、要注意分寸,不能随便添枝加叶。通俗化的工作,要求事物形象化,在表现的时候,往往容易浮夸,而不能恰如其分,由于稿件的限制,便容易“书不够,神仙凑”,或者“想当然”地添一些话进去,结果有违事实。比如,在有一篇稿子中,作者写一个干部犯官僚主义,但没有写出他的主要表现,于是编辑部就主观地加以形容,说他“摆来摆去,抖威风”,而实际情形不是如此,坐在编辑室里就根本不晓得。
三、对群众语汇要注意吸收提炼,并使用得适当,不能用旧的封建性的或不适当的谚语,歇后语,不加选择地来比拟新的事物。如过去我们曾经用“泡头鱼”来形容农会中的积极分子,用“黄鼠狼混进鸡窝”,来形容地方坏分子混入农会,这些比喻都很不恰当。
四、在文章结构和语法结构上,必须力求平铺直叙,切忌倒叙和倒装,以及副词,形容词的堆砌。如写“缴到机枪三挺”,就不如写“缴到三挺机枪”。单句要简单明快,长句可组织成两小句,总要念来顺口,听来顺耳。
此外,形式要多样,除尽量利用群众中流行的和为群众所喜爱的形式,如“小调”、“歌谣”、“快板”等外,还要花样新,办法多,时常变换。比如“批评”“表扬”,大众报除红黑榜外,还采用了“学好样”“莫学坏样”;反映读者意见除“建议”“工作意见”“农民来信”等,还用了“读报人的话”、“知心语”等。必须克服呆板,在工作中多创造。
总的说来,做好通俗化工作,一定要具有强烈的“读者观念”,时时设想读者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他存在了什么问题,我们要怎样帮助他解决,或者我要告诉他什么,应该怎样告诉法,才能使他感到亲切、易懂。
第三、发展和培养农村通讯员。到去年十二月底的统计,替大众报经常写稿的农村通讯员和农民作者共二百四十六人,来稿四百六十三篇,仅占总来稿篇数及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占总用稿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这说明农村通讯员工作的基础还很薄弱,没有很好地当做一个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来做。
现在编辑部已逐渐领会到对通讯员的发展和培养,首先必须从政治上考虑。编辑部应该加强对通讯员的政治领导,培养和发扬他们的政治热情,才能巩固他们的写作热情。报纸也曾发现通讯员的“新陈代谢”现象,并且感到“发展容易巩固难”,都由于忽视了对通讯员政治上的帮助,单纯地对他们作技术上的指导和要求。结果使农民不敢放手向报纸投稿,觉得他们写的东西不能上报。现在报纸正在克服这个毛病,稿件的质量首先是政治质量,不是技术质量;对通讯员的“照顾”也必须是政治上的帮助,而不是单纯地登他一两篇东西的“照顾”(自然农村通讯员初学写稿,对“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常常碰到困难,必须同样耐心地给他具体指导)。
在发展和培养农村通讯员的工作中,大众报已经摸索到两种可行的办法:一种是把读报组和通讯组结合,在读报当中发展和培养通讯员。大众报南县通讯员、省农民代表张志良同志,在他所领导的读报组中,曾经帮助报纸发展了四个通讯员,都成了报纸的积极的写稿者;一种是依靠农村通讯员在工作中发展农村通讯员。大众报通讯员李佑生同志,是新提拔的农村干部,他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就发展了三个通讯员,他把自己写稿的情形和经验告诉了他们,谈得很知心、亲切,打破了他们对写稿的顾虑。这些都说明通讯员是报纸的柱石,必须依靠他们,才能把报纸工作做好。
对通讯员的联系,必须是有重点。大众报的经验是要做到“看得稳、夹得准、舍得丢”,对通讯员的政治、思想情况和写作能力必须摸到底,在一般联系以外,必须要注意重点联系,重点培养,不能事务性地一般回信,对重点培养的通讯员,必须很好地了解他的要求,每月能象样的写几封能解决问题的信给他,否则,必定变成为回信而回信,陷在回信退稿的圈子里而摆布不开。对回信工作(这是联系通讯员的重要方式之一),编辑部曾提出三个要求:一、有做群众工作的热情;二、有打商量的态度;三、用农民口气。要分清对象,根据来稿的缺点具体地给以指导,再结合实际工作和通讯员的情况布置任务。
在编辑部各组以外,单独成立一个通联组,统一掌握通讯员的情况和对通讯员的联系是必要的。大众报通讯员稿件分别由各组处理,通联组根据各组所提出的意见统一复信,避免了各组直接联系时的重复、凌乱现象。但这样做,也要防止两种情况,一种是各组认为有了单独的通联组,因忙于编辑工作,而放松了通联工作;一种是通联组拿到各组的意见,即就稿回信,不从全面考虑。所以必须明确全编辑部共同做好通讯工作的任务,并且克服对通讯员事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

上面是大众报在五个月编辑工作中的几点体会。此外,报纸对评论,批评和自我批评、读者来信和问事处等工作,还作得很少。报纸对于农民群众所提出的正确的批评,常常不敢放手发表,因此报纸的声音小,力量不强。农民群众欢迎大众报,但大众报还没有能真正建立和农民群众的血肉的联系。干部也在慢慢生长,但还没有能生根于广大农村之中,所以还表现了一定程度的飘浮。特别重要的,是对于斯大林同志教导“农民报”的“要鼓吹工农联盟,鼓吹工人对农民的领导”,思想上还很不明确。如何贯彻这一鼓吹,还需在实际工作中继续研究。今后,在内部工作上,准备逐步做到政治化,科学化,加强编委会的领导,加强总编室的作用,使各组的工作做得更好。同时分批抽调干部下乡,在实际运动中锻炼,以期进一步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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