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共纪录馆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英国通讯

英国公共纪录馆
本报记者 梁丽娟
在我面前是这样几份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关于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关于处理中国对英女皇加冕的贺电及有关活动，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发回一篇《人民日报》报道的译稿。这些带着不同经办人手迹及请、批示意见的原件是去年初英国公共纪录馆向公众开放的1953年国家档案的一部分。
公共纪录馆保存了从十一世纪到现在的全部国家政府文件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庭纪录。除少数另作时间限制外，一般在文件形成三十年后公开。
当时中英关系还处在低潮，卷宗也是薄薄的，但是从这里体会当时一些微妙的脉搏还是饶有趣味的。例如：1953年英国外交部及当时的新西兰外长都提出，英国应面对现实，既然承认中央人民政府是合法政府，就应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但是，当时的首相丘吉尔以“当前要防止任何进一步造成英美误解”的事为由拒绝了。
从去年公开的档案里人们第一次获悉的英国内政、外交的大事很多。例如，1953年6月，丘吉尔首相一度中风，为了对公众保密，在医生病情报告中，把“脑血栓”的提法改成因工作过累“需要完全休息”。又如，在1953年4月26日的一次参谋长特别会议上，丘吉尔首相命令制定绝密计划，准备在马来亚共产党游击战进一步发展时占领泰国南部的宋卡地区。英国内务部公开的关于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档案更为人注意，因为这些档案包括四十年代末审讯其领导人的纪录，涉及许多告密者及这个纳粹组织与意、德法西斯组织的联系，过去曾规定一百年后才能公开。现在在近五十年后，除内务部仍保存六卷外，其余一百四十卷已在这次公开。
英国公共纪录馆建立于1838年。以往的国家档案由国务大臣掌管。1959年起改由大法官主管，其下属的纪录馆长具体负责。在伦敦市中心钱舍利街的公共纪录馆原址收藏了从早期到现在的法庭文件以及1800年前的国家文件。在葡萄牙街的另一处旧址收藏1841年到1881年五次人口普查档案的微缩胶卷。 1800年以后的国家档案全部收藏在伦敦西南角植物园旁边的新馆内。在这座巨大的钢顶水泥建筑的四到六层和地下室内排列的书架总长达一百零九点七公里。不算1983年的文件，收藏量已达三千吨。三楼是地图室。二楼是索引室、参考书室和能容纳五百名读者的两个大阅览室。
纪录馆设备先进，查阅方便。任何人凭护照、驾驶执照或任何有本人签名的证件就可免费领取借阅证，十六岁以下的读者则要老师的介绍信。
索引室里的问讯处有几个热心为读者解决疑难的工作人员。索引分类清楚，哪些案卷仍留在主管部门、哪些需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公开都一一标明。索引室里有八台电子计算机，供检索或调阅档案用。
从阅览室借阅台领到座位号牌后，读者只需向计算机输入自己的借阅证号、座位号、档案分类号和案卷后，电子计算机就能查到所需的档案。档案经由传送带送到借阅台后，由工作人员通过电子传呼器通知读者。读者不管在馆内哪个角落，都能从自己座位号牌上的亮灯和“必必”声得到讯息。纪录馆还可为读者影印文件或地图。档案室除恒温、恒湿度外，还用二氧化硫气来保存纸张。当然，读者也注意小心翻阅这些珍贵的原始材料，阅览室内除了偶而听到“必必”的通知声外，一片寂静。
每年纪录馆要收到可排列几十英里长的文件，仅前年公开的1952年的档案就达九万九千二百二十九卷。前年的读者计十三万人次，其中四分之一是外国读者。有一半读者是来查家族起源的。三分之二的读者对本世纪的材料感兴趣。当然，绝密或敏感问题的档案不会在这里公开。例如，马岛战争一爆发，所有有关的档案都被撤走了。
纪录馆对学者、作家、研究人员有巨大的吸引力。有个叫迈克尔·凯特尔的英国人在这里花了二十年时间来查阅外交部和战争部的档案，研究英国干涉苏联革命的历史。在他临近破产时，终于收集了三百万字的手稿。作为副产品他还写了关于一个英国大间谍在苏联活动经过的书。不久前，英国电视台还上映了根据这书拍成的系列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