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世界的文学窗口——刘亚洲国际题材报告文学读后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了解世界的文学窗口
——刘亚洲国际题材报告文学读后
吕宁思
“世界在研究我们，我们也要研究世界。我们要象了解自己一样地了解世界。”王震同志在为青年作家刘亚洲的报告文学集《恶魔导演的战争》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可以认为，这段话概括了刘亚洲的国际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主旨和客观价值。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刘亚洲先后写出了《恶魔导演的战争》、《这就是马尔维纳斯》、《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萨达特之死》、《红色旅和它的两次大绑架》及《攻击！攻击！再攻击！》等多篇报告文学，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也受到了海外的关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近两三年，我国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了，人们的视野开阔了，从现实到未来，从国内到海外，对地球上各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都十分关心。因此，如果说刘亚洲的报告文学创作开拓了一块新的处女地的话，那么，这一开拓实在是应运而生、恰逢其时的。
刘亚洲报告文学的“标新立异”当然不仅是选材上的新角度、新领域。所谓“新”，首先是他的作品里激荡着的对世界的新认识、新理解。刘亚洲身为军人，强烈而痛切地感到，富国必须强兵，而强兵首先要“开门”，要睁开眼睛，看看人家是怎样的状况，怎样的水平，要向别人学习。不错，我们的国家、军队在一天天变化、壮大，这确实值得我们欣喜和自豪。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外部世界也在变，速度之快，日新月异。当我们已经被他人研究得非常透彻时，我们对对方却一无所知，这不仅是可怕的，而且是可悲的。作者正是基于这种可贵的认识，在作品中展示了现代战争的复杂场面，描绘了发人深思的人物形象。阿根廷的加尔铁里幼稚地笃信“民心、精神和士气”是战无不胜的，古巴的卡斯特罗则用二十年前的眼光讥笑美军连纸老虎都不如，结果却是自食其果，遭到失败。而贝卡空战的八十比零，“谢菲尔德”号葬身海底，则都宣告了传统武器战法受到了严重挑战。还有西方各国为适应新的战略特点而建立的突击队、现代特种部队……在那色彩纷呈的画面中，有一种强烈地刺激和发人深思的气氛，这不仅仅感染着军人，而且感染着每个关心祖国命运和人类前途的中国公民，因为今天的战争艺术比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了。作者意在告诫人们，谁不重视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的新特点、新规律，他在“明天的战争”中就会倒霉，在明天的世界上就站不住脚。
报告文学这种体裁，要把报告和文学和谐地统一起来，既不同于一般的通讯报道或特写，也不能象小说那样虚构，的确不容易。刘亚洲是写小说的，小说家写报告文学，自有其占优势的一面，谋篇布局、描绘叙述，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报告文学对于真实性的要求又是严格的，甚至近于苛刻。惟其严，方才难。刘亚洲所主攻的国际题材报告文学难度更大：国际瞩目的重大事件，众所周知的风云人物，在一个中国作者的文学笔触下再现出来，不用说，要面临着更为严格的检验。
首先，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难在资料的获得。写报告文学，第一手资料是至关重要的。而写外国题材，靠采访获取第一手资料相当困难，甚至毫无可能。作者既不能跟随“无敌”号航空母舰一起远涉大西洋前往马尔维纳斯，也无法深入贝卡谷地、西奈半岛，或拜访白宫、耶路撒冷。然而这几篇作品材料之翔实充分、细节之精巧入微、描绘之生动准确，简直令人不能不猜测，作者是否有什么获得情报的“秘密途径”了。他获取信息的方法，与许多作家一样，靠留心和积累，靠学习和思考。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叫做“在准备中等待”。准备，就是积累、学习、探索；等待，就是寻找足以使材料“发酵”和“爆发”的契机。这种劳作是艰苦的，不付出心血不成。他的《恶魔导演的战争》，一共准备了九年时间，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书籍，收集了大量资料，对描写对象沙龙其人做了相当透彻的研究。于是，在世人瞩目的以色列1982年6月侵黎战争爆发后，他仅用了六个晚上的业余时间便一气呵成，作品脱颖而出。在刘亚洲的国际题材报告文学中，显示出广博的知识：天文地理、历史现实、政治军事。特别是他对于现代化“电子战”和登陆战的描写，令人赞叹。《恶魔导演的战争》中的贝卡空战和大苦湖巧渡，《这就是马尔维纳斯》中的“飞鱼！飞鱼！”和圣·卡洛斯港登陆，还有《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中的“大力神”号着陆等段落，都是十分精彩的场面。
刘亚洲写这类题材的另一大难题，是如何运用所掌握的素材去组织和描写。他在这方面是成功的，既没有脱离事件的真实，又没有拘泥于现有的材料本身而自我束缚。作者的信条是，每一件事的发生、每个人物的出场都必须有案可稽，决不凭空杜撰。沙龙在大庭广众下的厚颜无耻，卡斯特罗关于格林纳达的言论，加尔铁里的刚愎自用，撒切尔夫人的外柔内刚，萨达特的果敢作为，以及红色旅的诡秘行动，都是言之有据的。同时，作者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巧妙布局、安排组合。他通过第三者的夹叙夹议或抒情的插笔，以渲染环境气氛，产生动人的艺术效果。
刘亚洲还懂得，真实不仅仅是看某一事件、某个人物或某个细节是否存在过，更主要的，是揭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的客观逻辑性。因此，报告文学作者的视觉高度和思想深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制高点和纵深度。刘亚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意识的追求。他勇于把生活中的反面人物作为主人公，正面地描写一些逆潮流而动的人物和事件，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来给人看，展示出严肃而冷峻的真实。《恶魔导演的战争》写的是以沙龙为首的以色列侵略军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径，和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英勇抵抗的斗争。但作品并没有把阿拉法特作为主人公，也没有把巴解战士浴血奋战作为主要场景来描写。恰恰相反，作者堂堂正正地把沙龙作为主人公来刻画，对这样一个具有才干的反动政客、战争狂人，仅只贬低和嘲弄显然是不行的。今天的世界上，道义的胜利与军事的成功并不一定都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反之，不义者倒能够靠科学技术与军事才能上的优势得以逞凶一时。在《这就是马尔维纳斯》和《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等作品中，我们一再看到了这一严酷现实。作者写出了这一点，他那毫不掩饰、毫不暧昧的率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只有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并且努力去驾驭现实，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从刘亚洲的报告文学中，我们应该引发哪些思索，已是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