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政府替我们报仇，为人民除害——从河北高中“四·一七”血案记起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感谢政府替我们报仇，为人民除害
——从河北高中“四·一七”血案记起
刘鹏志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四·九”血案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国民党特务们又在河北高中制造了“四·一七”血案。
当时，学校里的特务们整天不上课，到处横着膀子晃，随便偷看同学的信，打人，撕壁报，搞女人，干着最卑鄙最野蛮的勾当。当然，他们考试一定不及格。特务“学生”们耍无赖，竟拿着棒子去威胁殴打先生。先生被吓得不敢到校上课。
学生自治会根据同学们的意见，决定在四月十七日举办师生联欢晚会，想借此改善师生间这种关系。谁料到狠毒的特务们，却布置好在这天晚会上屠杀，逮捕。
四月十七日的晚上，师生联欢晚会开始之前，特务们把校门上了锁，二门顶上石头。礼堂（会场）周围及前门、后门、后台，站满短衣打扮、大背头、宽腰带的面貌生疏的人，这是外来的特务打手。
晚会第一项刚一开始，特务们就在台下喊起来：“王八蛋，滚下去，为什么开会不先唱‘党国歌’，他妈的！”在晚会进行到第七项时，特务喊了一声“打”，他们登时拿出手枪，手榴弹，匕首，铁棍，木棒，还有日本战犯用的大战刀，扑向同学。
我当时在会场，不能走也不应该走，因为我是这个晚会的主持人（我当时担任学生自治会康乐股长）。我被三十几个特务包围起来。特务们照着我的脖子猛扎了一刀，血立刻窜了出来，染满了前后胸，浸透了三件衣服；接着照我脸上就是一棒，三个牙齿被打碎，牙打在嘴里，不能讲话了；接着又是一阵乱棍，我倒在血泊中死了过去。特务把我拖到校长室（这是事前准备好的临时囚禁所），鲜血洒了一路。当我醒来的时候，摸着头上有两个一寸多长的大口子，还在流着血。脸上青肿，血肉模糊，左臂及左腿重伤不能动弹，一直到监狱里养了半个多月，也还只能作轻微移动。
同时被打的还有傅宗舜同学。特务们把他由楼上拖打到楼下，脸上起了无数紫血泡，眼睛看不见东西。张懋有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李立田同学的后背被特务用马棒打得起了三分高的血印，到监狱后两个星期不能仰卧。另外受打的约有三十多个同学，特务并曾开枪射击同学彭荣煌。
特务们在学校私设了法庭，审讯同学，并用刀子扎史麟山的脚心。他们宣布河北高中“戒严”，当夜枪声，木棒声，惨叫声，呻吟声混成了一片。次日（四月十八日）深夜，特务按黑名单捕走我和另外十五个同学，用汽车把我们运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小屋里，关了起来。每天的饭食是两个小窝头和两小碗掺加了泥土的涮锅水。一天只能见到十五分钟的阳光，还是三次“放茅”（大小便）的时间。我们十六人中有十二人闹了痢疾。我们两眼漆黑，腿都不能站立。万恶的特务，就这样折磨了我们六个半月。
特务们的威胁，利诱，欺骗，对于我们是没有用的。有三天三夜，他们不许傅宗舜同学睡觉，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让他站在砖上，举着双手，轮流审问。第三天他昏倒在地上，特务们就用粗麻绳沾茶水打他。他的神经被打坏了，直到现在还是半个身子出汗，半个身子不出汗。刘育周同学上了“老虎凳”，垫一块砖问一句，一直垫到四块，刘育周同学死了过去。特务们撤了砖，待刘同学苏醒过来再垫，反复三次，死去三次。同屋的一个难友，拉出去再回来之后，前胸满是“烙铁”烙的血印。另外两个同屋难友被拉出去，一个受电刑死了，一个回来后，每天搭拉着脑袋，吃、喝、拉、尿，什么都不懂了。
“过堂”的时候，特务凶狠地对我说：“你懂什么叫失踪吗？这就叫失踪！你想回去上学还是要做一个无产阶级的烈士？你不是说解放区好吗？好！现在‘政府’正在考虑把你们‘安全地’送到解放区去（活埋）。你还年青，我给你最后一分钟考虑的时间。还是说了吧！”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冤枉。”特务把桌子一拍，眼一瞪：“什么？！冤枉，冤不就冤你这一回吗？孙长官（指匪首孙连仲）在保定一次就埋了三百，我是亲眼看见的！告诉你，宁错杀一百，不放走一个。全国的高中学生有的是，十六个人算不了什么。你看！（他一指窗外挖好的大土坑）晚上把你们十六个人往里一推，谁知道？”
特务们要拿我们十六条人命，做为升官发财的跳板。他们就用这种方法，甚至比这个更惨酷的方法，不知屠杀了多少爱国青年。万恶的美蒋特务匪徒们，他们欠下了我们还不清的血债！
血债血还！在我校制造“四·一七”血案，曾经扎过我一刀的，解放后仍继续阴谋组织武装暴动的中统特务陈子丹，终于逃不出人民的法网，已于三月二十五日被枪决了。我从内心感谢人民政府替我们报了仇，为人民除了害。我坚决拥护并将协助政府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