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我的父亲何遂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悼念我的父亲何遂
何达
父亲病逝十七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眼前。
父亲字叙甫，福建闽侯人，1888年生。
1904年，父亲进入福建武备学堂，结识了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等，开始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06年，他到南京在第九镇当排长。1907年，父亲考入了河北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称陆军大学）。这年，由方声涛主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9年秋，父亲在陆大第二期毕业后随耿毅等一批青年志士，到广西训练新军的机构“督练公所”参谋处担任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1910年，他和耿毅、刘建藩、杨明远等几位同盟会会员创建了同盟会广西支部，耿毅为支部长，父亲为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在桂林福棠街二号设立机关，积极发展组织，出版《南报》（后改为《南风报》）宣传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时，父亲是清军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是革命党，在北方军人中颇有声望。山西宣布独立后，清廷任吴为山西巡抚，命他攻取山西。吴禄贞派父亲和协统吴鸿昌率部进驻石家庄。清廷电促吴鸿昌进攻娘子关，父亲得悉山西革命党实力空虚，便利用吴鸿昌畏葸不前和首鼠两端的心理，用缓兵计阻止了进攻。吴禄贞抵石家庄后，派父亲到山西去联系，消除了阎锡山的顾虑，父亲又随吴禄贞到娘子关与阎锡山会晤，组成燕晋联军，推吴为大都督，阎副之。当时，吴禄贞已与驻滦州的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混成协协统蓝天蔚有约，准备同时起义，直取北京，并接受父亲献策，扣压清军运送辎重的列车，截断了北京通往汉口前线的铁路交通。因此，吴禄贞的存在，对清廷和袁世凯构成极大威胁，这是吴禄贞被刺杀的背景。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被刺的那个晚上，父亲宿于隔壁屋子里，听见枪声后冲出去，吴的人头已经不见了。父亲对我说：慌乱中他没有找到手枪，只拿了一把短剑，看到吴统制被害，悲愤到极点，曾用短剑自刎，那把剑恰恰没有开口，很钝，把他的脖子割破了，血流下来，疼痛使他猛醒：不能这样死，要继承吴统制的遗志。父亲率领第六镇部分官兵宣布起义，被推为燕军大都督，他抱着失去人头的吴禄贞的尸体到娘子关。阎锡山对他说：“如今燕晋联军仍然存在，我比你年长几岁，也不客气，我就担任联军大都督，你屈任副都督吧。”父亲只求他厚葬吴禄贞。吴的坟后来修在石家庄火车站旁，立了很大的碑，碑文中记下了父亲这段经历。
辛亥革命时期，年轻的父亲充满了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激情和忘我的牺牲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的。父亲对辛亥革命的结局很失望，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他在政治上也失去了明确的奋斗方向。
1915年，父亲应黎元洪的邀请，到陆军大学任战术教官，与李济深同事，他们从此相交甚契。云南“护国战争”发动后，父亲潜往山西大同，策动晋北镇守使孔庚通电反袁，电文是他起草的。这是北方首先起来反袁的。结果，孔庚被阎锡山抓起来，父亲则由山西警备司令胡谦“陪送”出境。袁世凯死了，黎、段政府派父亲和沈鸿烈、郑桓等为代表，赴欧洲观战，父亲到过法、比前线，并去过英、美等国。归国后，写了一本《欧洲观战记》。这段生活以及父亲1913年去日本考察学习的经历，对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发展，是有影响的。“护法运动”时，父亲曾由广州“护法”政府委任为“靖闽军司令”，在福建从事倒李厚基的活动，失败后，再次东渡日本。1920年父亲经直系军阀曹琨卫队旅（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引进，做了曹的军官教导团的教育长。1924年，冯玉祥联合孙岳、胡景翼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琨，建立国民军，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父亲作为孙岳的参谋长和挚友，始终参与策划和行动。国民军时期，他任第三军参谋长、第四师师长（第三师师长是杨虎城将军），还担任北京政府的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国民军中聘有几十名苏联顾问，父亲受了一些影响。他当时极力劝说孙岳离开中原、华北，把有限的军队带到甘肃、新疆去，取得苏联的援助，实行军事割据，由此来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政治主张。孙岳对此最初是同意的。军队已经由陕西向甘肃进发，可是后来，孙岳变了卦，决定回去就任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父亲和他闹翻了，于是拂袖而去。
北伐战争时期，父亲赋闲于杭州，蒋介石派陈铭枢把他找到南昌，蒋让父亲回河南去，利用旧关系，运动直系和曾属国民军系统的军人倒戈响应北伐，父亲照办了。1928年春，父亲应李济深的邀请，到广州担任李的总参议，5月继李济深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代理校长，称“代校务”。到1929年底，因蒋介石已在南京另设军校，黄埔军校的经费日益困难，父亲愤而辞职，到西安去做了杨虎城将军十七路军的总参议。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醒了父亲强烈的民族意识。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对日不抵抗，放弃东三省的卖国行动，十分反感。1932年春，他在北平，与朱庆澜将军一起组织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朱任会长，他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到处奔走呼号，演讲抗日、募集捐款。他自己也毁家纾难，捐款四万元，并多次到热河前线慰劳抗日义勇军，还拍过一些纪录影片。但是，由于反动派的破坏，“后援会”被迫撤销，父亲不仅受到许多莫须有的指责，连我们在北平察院胡同的家，也遭到一群有政治背景的“强人”的抢劫。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曾让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林是父亲的学生和同乡）找过父亲，要他设法利用和杨虎城的关系，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当时父亲虽曾找过沈德燮计划飞往西安，但他内心认为蒋是活不成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出乎父亲意料，使他更看清了：真正从民族大义出发，爱国抗日，富有政治远见的是中国共产党。他热诚拥护枪口对外，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南京后，他结识了周总理、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中央领导同志。父亲当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是个亦政亦军和各方面联系很广的职务，他在各种会议和交往中，坚决拥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很真诚、很热情的；我党领导同志也把他看作是真诚的可以信赖的朋友。父亲讲过这样几件事：周总理和他见面时，称赞他同冯玉祥将军等组织国民军，电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是进步的行动，希望他能为团结抗战多做贡献。他非常高兴，立即通过孙科上书蒋介石，要求担任国民党驻十八集团军代表，未被蒋采纳。先前，父亲常到老虎桥监狱去看望陈独秀，并与陈合写了一本关于日本片假名来源的小册子，被列入中山文库。周总理委婉地劝他不要和陈交往过密，他接受了。当时，国民党释放了一批政治犯，有许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衣衫褴褛的同志纷纷聚到傅厚岗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国民党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便谣传共产党要暴动。那时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是孙科的亲信，父亲受叶剑英同志委托，特为此事向马作了解释。有一天，父亲在家里宴请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同志告诉他，中共代表团驻地要加强警卫，缺少枪支，他立即让我两个哥哥把家中的四支长枪和两支手枪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程潜将军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父亲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这期间，他曾陪同周总理乘一辆小汽车由河南前线赴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在路上数日交谈中，父亲深获教益，对抗战形势及中共的主张有了更深的了解。在山西境内，公路被日机炸毁，父亲让副官到村里去找老乡抢修，一个人也没有找来。周总理笑着对秘书说：“你去，你去。”不久，就找来了一群乡亲，总理亲自和他们一起搬石填坑，有说有笑，使父亲大为惊讶。后来，他多次对我们谈及此事，一再赞叹：“共产党真会做群众工作。”这次在五台山八路军总部，父亲见到朱总司令、彭德怀将军等，相谈甚欢。他利用同阎锡山的旧关系调解过八路军与阎的矛盾。当时八路军的给养较差，他对阎锡山说：共产党在前面替你挡着日本人，既然是联合抗日，不让别人吃饱穿暖怎么行呢？他还通过当时在军令部任要职的林蔚去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一些军饷。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父亲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是不满的。在重庆，父亲和母亲曾一起去拜望过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邓颖超同志还亲切地问到他们子女的情况，给予慰勉。1939年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叶剑英同志曾由我大哥和三哥陪同去云庄找过父亲，请他向山西有关军政人士说明我党抗日救国的宗旨，要求制止摩擦。父亲即向山西驻渝办事处处长孙焕庸等做了工作，间接宣传了党的主张。
1940年夏，因淮、泸盐被日军控制，陕中、豫西地区食盐供应紧张。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想从陕甘宁边区运花马池盐接济。缪是父亲的好友（后为儿女亲家），通过父亲和叶剑英同志联系，叶帅认为：此事对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有利，而且将花马池盐外销，换取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对增加边区财政收入，活跃经济也是有利的。经父亲介绍，缪秋杰在重庆海关宴请董老、叶帅、博古同志，父亲作陪。席间商妥，由我大哥以盐务总局代表身份赴边区洽办。此事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客观上破坏了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董老经我三哥转了一封信给父亲。他从信中得悉八路军办事处经济上有困难，不顾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亲自与缪秋杰先生驱车前往曾家岩周公馆，见到董老，向他表示了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的不满，并面交一笔现款。后来，董老、叶帅送他们延安生产的毛毯、衣料作答，这毛毯父亲一直珍藏在家中。
抗战胜利后，父亲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是反对的，他目睹蒋管区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现实，从几十年的切身感受中认识到：只能把振兴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与刘晓、张执一、刘长胜等同志经常接触，对党托付的任务总是积极、认真地去完成。
解放后，父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他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对祖国面貌的巨变是衷心喜悦的。他六十岁时患心冠动脉血栓症，1 952年复发，住在上海华东医院，他认为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特地把负责上海统战工作的陈同生同志请到医院，当面对某些党员的作风问题等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事后又觉得有些话说过了头，心里很不安，病情更趋严重。这时候，陈毅同志到医院去看望了他，恳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我们把你当作老同志、老干部一样看待，希望你安心疗养，战胜疾病。父亲心上的疙瘩解开了，他很感谢陈毅同志的关心，后来，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居然度过危险期。1954年，他在太湖疗养时，陈毅同志看了他的诗稿，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并将自己的近作《莫干好》一词抄赠给他，父亲非常高兴，把陈毅同志的赠诗裱在自己诗集的卷首。
对于五十年代即已出现的一些过左的做法，父亲感到不理解，苦闷，甚至痛心。他的一些亲友，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晚年的心情是不平静的，但对未来是乐观的，始终没有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他写过许多旧诗词，歌颂祖国的变化，歌颂党；他画了许多国画，把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倾注于笔端。
父亲离去十七年了。他不是一个完人，但他的爱国思想，民主精神，待人的耿直、热诚，特别是他和党的亲密关系，给子女的影响是很好的。1979年夏，李世璋同志曾给我讲述过这样一件事：1937年，他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兼政训处长后，赴南京公干，程潜先生要他催我父亲赶紧到前线莅职（父亲当时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李到南京普陀路我家时，叶帅正看父亲为他作画，父亲即兴挥毫，也为李画了一幅青松。吃午饭时，叶帅把我大哥拉到李世璋同志面前说：“这个青年人交给你，让他跟你去。”就这样，我大哥世庸、二哥世平都到了汉口前线，并先后分道赴延安，进了抗大。1939年，三哥也要由重庆去延安，父亲对周总理说：我已经有两个儿子到延安去了，老三再走，我就呆不下去了。周总理让博古同志把何康找到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去谈话，把他留下了。后来，他们兄弟三人都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我的姐姐何嘉，嫂子缪希霞也在解放前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工作。父亲以他的社会地位和朋友多、学生多的有利条件，掩护并协助他们开展工作。
父亲一生不近烟酒，唯酷爱书画、文物，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金钱和物质遗产，这是我们要感谢他的。他的唯一的财产就是大量的古文物和图书，全部先后分别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天津市图书馆了。仅1950年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古文物就有六千八百九十五件。为此，陈毅市长，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曾专函致谢；中央文化部发给了褒奖状。
父亲晚年，最惦念的莫过于祖国的统一，他常常思念在台湾的亲属、旧友、学生，一直盼望能和他们团聚。今天，在悼念父亲的时候，我衷心希望父亲的这个遗愿能够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