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亿万人心中树丰碑——访编写革命烈士传的离休退休干部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在亿万人心中树丰碑
——访编写革命烈士传的离休退休干部
新华社记者 张严平
这是北京早春里的信息：我国第一部多卷本大型革命烈士传，今年起将陆续出版。
在去年12月召开的全国革命烈士传第三次编辑工作会议上，杨尚昆同志向几十位白发苍苍的与会者——编写这部书的离休退休干部表示热烈祝贺，称赞他们办了一件伟大的事业，以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教育和激励千千万万活着的人，教育和激励千千万万未来的人。他说，这部书将成为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精神财富。
集合在烈士的旗帜下
参加编写这部书的离休退休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人民解放军的师长、团长；有新闻出版界的记者、编辑；有文艺界的作家；还有小学教师、医生、机关干部等等。他们各有业余爱好，各有家室乐趣，是什么力量把他们集合到了一起？
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一张病榻前，记者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兼革命烈士传编委会主任温济泽。温老因工作劳累过度，猝发脑血栓住了院。看着他那苍白的面容，记者不得不压下了已到嘴边的话。温老的夫人在一旁微微笑了，轻声说：“烈士传的事吗？不妨谈一谈吧。这是他天天记挂的，谈这件事，他会很高兴，于病反倒好呢。”
话题追溯到1978年的一天，新上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温济泽，去看望老上级、正在病中的李维汉。李维汉握着温济泽的手说：“我在世的最后一件心愿，是希望我们能搞一部系统的烈士传记。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牺牲的同志太多了，应该搞一部很长的烈士传，真正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全面貌，让后代人了解过去，不忘记过去。”
一份编写革命烈士传的计划报告送到中央，很快被批准了。
怎么干？温济泽没有申请设正式机构，向国家要编制。他想组织一批离休退休干部来做这件事。一些离休的老友都很赞成他的想法。消息一传二，二传四，一支有七十多名离休退休干部参加的革命烈士传编写队伍很快成立起来。
一位叫高凯的女同志，为了腾身参加这支队伍，专门找人照看自己疼爱的小孙女。家住远郊红山口的王维仁，每天清晨带一盒午餐，转换四次公共汽车，赶四十里路，来到烈士传编委会参加整理资料工作。另一位老同志李明堂，妻子患类风湿多年，丧失了生活和劳动能力，他每天除了要照顾老伴的生活，还要忙各种家务。可他乐呵呵地承担了烈士传编委会的财会工作，把大小帐目管理得一清二楚。
没有报酬。所有从事这项事业的离休退休同志，都是在尽义务。他们在烈士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是因为有着自己的追求。
温济泽动情地告诉记者，雨花台前牺牲的最年轻的烈士，是一位十七岁的女孩子。就义前她画了一幅画：一只飞翔的小鸟和一束盛开的梅花。温老认为，小鸟表达了烈士对自由的渴望，梅花表达了她为自由坚贞不屈的斗争意志。“让今天和明天的年轻人，永远记住当年那些可爱的青年吧。记住，就不会背叛。作为烈士的战友，作为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幸存者，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为此感到幸福。”
把丰碑树在子孙万代心中
天安门广场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寄托着亿万人民对先烈的崇敬和怀念。周恩来总理生前为纪念碑书写碑文的故事，是温济泽常向同志们讲述的。周总理为书写好碑文，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书写一遍碑文，一共写了四十多稿，他从中选了最满意的送上。温济泽说：“我们要怀着周总理当年书写碑文的那种情感和精神，写好革命烈士传，把烈士的丰碑树在子孙万代心中！”
革命烈士传编委会办公室是一间长屋。十几个人，秘书、资料员、财会、发行的办公桌一溜排开，大家忙忙碌碌，埋头苦干。革命烈士传的三个编辑室没有地方，就设在三位总编辑的家里。编辑们日常在家写稿，初稿写好后交到总编辑家里，有事就到这里碰头。“整个工作具有一种浓厚的民间味”——有人曾这样说。实在的，正是这特有的民间味，才更强烈地使人感受到蕴藏其中的深厚热力。
负责革命烈士传通讯发行工作的五位同志，被大家戏称为“快乐的老小伙”。他们天天干的是把编好的通讯稿刻版、复印、装订、包装，最后蹬上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脚踏三轮车送往邮局寄出。看他们干活时那副行家里手、怡然自乐的神情，谁也想不到他们原来都是师、团级的指挥员。其中一位同志今年元旦到朋友家串门，朋友深为他从事这一工作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挥笔写一条幅相赠：“余热生辉，乐在其中！”
对事业赤诚的爱，基于对自己责任的深切理解。1939年入党的第一编辑室总编辑庄方，离休前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他直接接触过的烈士就很多。他对记者说，这部传记的最突出特点是它的广泛性，立传的烈士不仅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不仅有领袖人物，也有普通一兵；不仅有战火中的勇士，也有从事地下工作的尖兵，它体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千百万革命者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换来的，应当向我们的人民进行这样的教育。已离休的女同志沈平，是我国著名美术家、革命烈士沈振黄的妹妹。她对烈士传的编写倾注了全部热情。第一卷本里，她负责编写廖仲凯传，为了在规定的五千字中把这一著名人物的传记写准确、写好，她翻阅了几十万字的资料，不仅看了有关廖仲凯的记事，还通读了《中国近代史》，翻阅了《孙中山传》，前后三易其稿。她全家六口人住在两间屋里，白天呀呀学语的小孙子缠着她无法写，晚饭后家人多不能安下心来写，她就每天半夜两点起床写，直到清晨。最近她又完成了三位烈士的传记。她工作的案头上摆着这三位烈士的遗像。她告诉记者，这三位烈士都是早期共青团的负责人，牺牲时最大的不满二十五岁，她是看着照片、流着泪把这三位烈士的传记写完的。她说：“每一位烈士都象是我的亲人，我和他们虽不相识，但却感到和他们息息相通。”
走进第二编辑室总编辑张羽的家里时，他正忙着看稿子。张羽曾主持过革命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主编的《红岩》、《王若飞在狱中》和撰写的《王孝和》等书，在读者中产生过很大影响。张羽说：“我的大半生是在为革命烈士写传记的工作中度过的，我深爱这一事业。这是通往明天的事业，我愿为之奋斗终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几乎天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夜里两三点钟休息是常事。1984年夏季，他冒着酷暑前往长沙搜集烈士资料，一下火车，装有人民币、照像机、录音机等物件的提包被盗了。张羽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生活中人们总是要得到些什么，丢失些什么。为写烈士传记，付出了代价，不必懊悔……工作、工作，我要用认真地工作，写好传记，去清除各种违背精神文明的恶行。”他向朋友借了钱，全力投入了紧张的访问。天热人累，他体重四天下降了六斤。回到北京，组织上要给他一点补助，他和他的妻子一齐谢绝。他说：“无数先烈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我为编写烈士传受到一点损失就要补助，这与烈士的精神差之千里。组织的心意我领了，请组织能理解我的感情。”
七十多颗心，每颗心都象一团火在燃烧。记者虽然来不及和他们一一交谈，但只需在他们面前坐一坐，看看他们额头上的皱纹，皱纹下一双双闪亮的眼睛，就感受到一种无声的语言……
不是结束语的话——“赶快做”
生命是有限的，事业是永恒的。有限的生命将在永恒的事业中焕发出青春的光辉。
病榻上，温济泽几次追述起一件十分感人的事：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日，他应邀向东城区青少年作题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报告，报告中讲到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的情况：李大钊如何大义凛然登上绞架；刽子手如何三次拉起绞绳又放下，残酷地折磨李大钊同志；李大钊又如何从容地三次登上绞架台。这时会场上传出一片低低的抽泣声。革命先烈的精神，无疑将在青年们的心中生根。温济泽异常激动地对记者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无穷的生命力，重要的问题是要播种，要给青年洒下阳光雨露。编写革命烈士传，正是为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里播下为理想奋斗的种子。每一个人心里有几位革命烈士的影子，他就不会堕落，就会不断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激发起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信念，我们的子孙就会一代比一代过得更美好！”
“要做的事很多，我们只想赶快做”。——走出那长长的编委会办公室，离开那三个总编辑室，告辞那一位位编辑同志的家，这句经常听到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在记者耳边响起。这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战士，晚年从各自的战斗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他们又立即投入了开拓一项新的事业的工作中。为了千千万万的人们和子孙后代，他们正在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