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货币流通的几次论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关于货币流通的几次论争
隋喜文
《史记》作者司马迁有言：“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货币的出现是随着两次社会大分工、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出现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货币和商品交换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汉书》作者认为货币始于神农氏，管仲认为始于大禹。看来，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货币。货币的出现促进了商品交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在我国古代，围绕着货币的利与害，以及要不要货币的争论，竟然持续了几百年。
货币打破了物物交换在时间、空间和个人方面的限制，使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古人把“食”、“货”称为“生民之本”（班固语）、“富国之本”（马援语）。但是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以及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和视野，对货币也产生了种种非议。有些人认为货币是万恶之源，认为只要消灭了货币，把商品流通限制在最微弱的程度，种种社会经济的弊端便可消除。汉元帝时，大臣贡禹率先提出废除货币问题，他说，由于货币的存在，“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贡禹把天下种种坏事都归咎于钱，力主废止货币流通，恢复物物交换，使商品经济退回到原始社会末期的最低水平上，“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意农桑”（《汉书·食货志》）贡禹的主张遭到多数朝臣的反对，反对派的理由是：“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用布帛等实物行使货币职能，会给交换带来无数的麻烦，很难行得通。正如南宋吕祖谦所讲的：“贡禹之徒，欲全废此，惟以谷帛为本，此又却是见害惩艾、矫枉过直之论”，是“徒见一时游手末作之弊”的偏见（引自《文献通考·历代钱币之制》）。贡禹的主张被否定之后约四十年，即汉哀帝建平年间，朝廷上又有些人提出废钱用谷，实行物物交换，汉哀帝就此征求大司空师丹的意见，师丹也赞同取消货币。于是，汉哀帝把废钱的动议提交朝臣们讨论，一些公卿们反对师丹的主张，认为钱不可废，师丹老糊涂了，“忘其前语”。争论结果，师丹之流的废钱主张又被否定了。
但是，由于重农抑商、以农为本思想的根深蒂固，由于轻商观念有着广阔的社会基础，以至于在发生社会动乱或经济上遇到大的困难的时期，总有人把取消货币和限制商品流通作为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在三国曹魏时期，取消货币的主张竟然付诸实施。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到了魏明帝时期，“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晋书·食货志》）。用粮食代替货币，人们在交换中往粮食里掺水；用绢代替货币，绢织得越来越薄。实践证明，取消货币并不能消除社会弊端，物物交换造成弄虚作假、互相欺骗、损坏产品、遗害无穷。于是，魏王朝展开了又一场大论战。大司农司马芝等说：“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晋书·食货志》）货币流通不但有利于发展经济，还能减少犯罪现象。朝臣们大多赞同司马芝的主张，这才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实行物物交换的荒唐历史。
按理说，这种已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极其有害的理论该寿终正寝了，但是由于它植根于封闭型的自然经济的深厚基础上，在动乱和物资匮乏的年代，又会有人旧调重弹。在魏明帝以后一百六十多年，晋安帝在位时，太尉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代替货币。桓玄势倾朝野，实权在皇帝之上。但是权力改变不了经济运行的规律。西阁祭酒孔琳之反对说，交易离不开钱，用钱作为交易的媒介，“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而用谷帛充当货币，敝害很多，“谷帛为宝，本充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他认为“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宋书》卷56）。朝臣们多数赞同孔琳之的主张，使废钱的动议未能实施。这大概是中国历代王朝最后一次关于要不要货币的论争了。如果从贡禹挑起这场论争算起，到此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时间可谓长矣。对于这种论争的是非曲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看法似乎渐趋一致了。正如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讲的：“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贸易流注，不住如泉。”（《通典·食货·钱币上》）《汉书》作者也曾讲过：“食足货通，然后国富民富，而教化成”，这里的“货”也是指钱。货币是商品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对于促进商品流通、活跃经济、发展生产、方便生活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致富之道，实假于钱”（孔琳之语），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角度说，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此，否定货币流通的愚腐之见理所当然地遭到举国的反对而偃旗息鼓了。
自南朝以后，废钱的旗帜再也没有人公开打出来了。但是，把货币看作是万恶之源，把商品经济视作洪水猛兽，因而竭力限制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的思想仍然大有市场。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极力把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限制在最低水平线上。这种思想和作法同贡禹、桓玄之徒的废钱用谷论并无实质的区别。废除货币、实行物物交换的理由无非是货币会造成两极分化（富人“臧钱满室”），造成人们弃农经商（“弃本逐末”），影响社会治安（“奸邪不可禁”），认为消灭了货币就能克服这些社会弊端。这些观念实际上一直主宰着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当权者的头脑，贡禹之徒不过是想把它彻底付诸实施罢了。我们也会看到，这种传统观念象幽灵一样，一直缠绕着活人的头脑。而这种否定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的传统观念和作法，曾如何使商品经济在重重高压下艰难地、扭曲地发展着，曾怎样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曾怎样阻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就勿须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