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有写改革的传世之作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应有写改革的传世之作
陈冲
目前，经济改革几乎成了人们生活中议论和行动的中心——从餐桌上的饭菜，银行里的存折，工作职务的变动，直到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无一不受改革的影响。就连整党这样的大事，也要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来进行。在这个意义上，反映改革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这同过去所搞的那种写中心有许多本质上的不同，不过也不必讳言，两者却有某些共同之处。过去吃了亏，认真接受教训就是了。
接受教训不是不写，而是如何写好。要写好，就得首先承认它是应时之作。所谓应时，当然要讲究一个“快”字。我在准备创作时，总是想努力去捕捉那些刚刚露头的、还不太被人注意到的问题，去抓那些新的人物，新的情况，新的事件，新的角度。如果已经有人写过了，哪怕是听说已经有人在写，即使人物和故事很感动人，我也宁可不写。尽管这样，动手写的时候，还总是嘀咕，一篇东西，即使写得顺手，发得快当，也得一年半载之后才能与读者见面，谁知道那时候还新鲜不新鲜？这自然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很不足取，不过我自己却很难摆脱这种心理。这也是我的写作水平所决定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甚至觉得这种心理虽然有不少坏处，但也不是毫无好处。因为应时之作贵在应时，慢了，晚了，不应时了，不是连仅有的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吗？
但我同时又认为，应时之作里面不见得就不能出现传世之作。我不想在这儿援引古今中外的先例。老实说，即使没有先例的事，未必今天就不能开它个先例。
我这样想：今天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会成为将来历史书里的一个特定时期，即使写通史，恐怕也得单辟一个专门的章节。而后世文学读者，也一定会有兴趣从文学作品里了解这个特定时代的种种情形。如果出现空白，我们今天的作家就要愧对于子孙后代了。
传世之作的产生，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是就在应时之作里产生，二是由稍后的人们隔开一段时间所写的回顾之作里产生。完全排除后一种可能，固然失之轻率，但我认为还是前一种可能性更大。
我只从一个角度讲讲我的理由。文学和历史不同。历史需要冷静、周密、全面，而文学创作除了提供丰富的细节以外，还能提供真实而又强烈的具体感受。在这一点上，身临其事、并且当即诉诸笔端的，永远比事后的研究者占便宜。
当然这也只是在一个方面占便宜。一个作品能传世，不能光凭这点感受。它需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还要有广阔深刻的内涵和丰厚的审美价值，才能既为现在的读者，也为后世的读者所理解，所接受，所喜爱。假如我们在创作时，只想到应时之作的应时一面，从而降低标准，满足于粗糙而不求精细，满足于就事论事而不求历史的纵深感，那么应时之作也就确实只能应于一时，难望从中产生出传世之作了。
近年来，我在河北的一些工厂生活，写了一些反映改革的作品。我个人有这个体会，一方面承认写改革是应时之作，快快地写；一方面想到要从应时之作里产生传世之作，认真去写。尽管我自己现在也说不出多少具体办法来，但是有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共同努力，办法总能找到。我想，作家们不致于面对将来的文学史交白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