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怀念恽逸群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
——怀念恽逸群同志
陆诒
恽逸群同志离开我们六年多了，我们深切怀念这位老革命家、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
逸群同志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历尽艰难困苦，毕生遭遇坎坷，但他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坚定不移，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当他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以异乎寻常的沉着来对待自己的厄运。
1973年7月8日，正是“史无前例”的动乱年月，他给老战友胡愈之同志写信报告近况，一开头就说：“阔别十八年，变化之大，非所逆料。孟如、希天、可权（即金仲华、范长江、孟秋江同志）讵出下策，闻之愕然。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郁委顿而毕命，亦未神经错乱而发狂。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幸未蹈虚愿。”
逸群同志于解放初期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时就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从1955年到1965年，又受“潘杨案件”的牵连，蒙受冤狱达十年之久。出狱后，分配在江苏省阜宁中学图书馆工作。十年动乱中，备受迫害与折磨。就在那个时候，报刊上充满颠倒是非的谬论和造谣诬蔑的报道，损害了党的优良传统与人民报刊的信誉。他不再保持缄默，曾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论新八股》、《也谈儒家和法家——兼及封建社会的开始》等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和史学论文。今虽时过境迁，但重温这几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力作，仍有其振聋发聩的教育意义。
我开始认识逸群同志，时在1932年冬天。当时他担任上海新声通讯社记者，同我一起随以许世英、刘瑞垣、闻兰亭等组成的长江堤工勘察团溯江西上，采访沿途消息。旅途二十多天，朝夕相处，从日常生活谈到国家大事，他往往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分析国内外时事发展形势，给我很多教益。
1933年夏天，我们几个青年记者发起组织“记者座谈”，定期聚餐交谈，既讨论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又议论国内外时事。这个团体不挂牌，又不向国民党的有关单位申请登记，因为我们聚餐座谈的地点与方式时时改变，没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从五六个志同道合者开始，发展到三四十人，为抗战时期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培养了骨干。逸群同志是这个团体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善于团结人，曾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我们还在上海《大美晚报》中文版出版《记者座谈》双周刊，一共出了九十期。逸群同志经常在这个刊物上写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检查制度，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呐喊，深得上海新闻界大部分人的共鸣。
1935年北平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12月12日，以马相伯老人为首的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表救国运动宣言，逸群同志和我都在宣言上签名并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5月6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等共同举办的《救亡情报》创刊，他和我都参加这份周报的实际工作。当时他在上海《立报》先后担任编辑和主笔的职务，晚上要熬夜工作，不象我在《新闻报》做外勤记者，时间支配上还可以机动，而《救亡情报》的编采工作大部分要在白天进行。还有几位实际工作者如徐雪寒和刘群同志等大都居无定所，行踪不定。经常一个电话，约在什么地方商量，召之即来，随时动笔，随时交稿，任务非常紧迫。我好几次看到逸群同志应约而来时，睡眼惺忪，疲乏异常，连抽纸烟，以刺激精神。当我们一起商定分工以后，他总是全神贯注去工作，真是一个永不疲倦的人。
他曾经到香港协助邹韬奋同志创办《生活日报》。一到香港他即约我任该报驻沪特约记者，规定每周发通讯稿一篇，遇重大事件时还要发电讯。他经常来信来电，对我所发电讯和通讯提出意见，还根据报纸需要为我出题目，指示采访工作。办香港《生活日报》的时间很短，不久他又回到上海《立报》工作。
1936年11月，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被捕，12月发生“西安事变”，当时内战阴云密布，全国人心惶惶。逸群同志曾在《立报》上连续写了《不会成为西班牙内战局面》、《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等重要文章，精辟分析时局发展的趋势，巧妙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团结抗日大局着想，采取了和平解决的英明决策。他的文章及时地拨开迷雾，指明了全国团结抗战的光明前景。
1937年抗战爆发，我和范长江同志等先后离沪赴华北前线采访，逸群同志等留守上海孤岛，坚持抗战宣传工作。他先后主持《译报》、《导报》等进步报刊笔政，经历艰危困苦，作出光辉的成绩。我同他虽然相隔千山万水，音讯不通，但仍然可以从上海寄来的旧报中读到他光芒四射的文章，精神为之振奋。例如1938年12月，我在广东省西江前线，就读到他于同年11月13日发表在上海《导报》的社论，题为《异哉！汪精卫之言》，声讨汪逆叛国投敌，痛快淋漓。知道故人奋笔直书，健斗如昔，朋友们都十分欣慰。
阔别四年，1941年3月，我们在香港重逢。当时他在九龙弥敦道主持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香港分社工作，还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主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兼课，工作负担很重，他夜以继日地写稿，真正做到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又回上海参加潘汉年同志领导的情报工作。抗战八年，我和他相聚的时间少而别离的时间居多。抗战胜利后，他离沪赴苏北解放区前夕，我们还在上海见面长谈，他嘱咐我与孟秋江同志先把国新社的工作恢复起来，在新闻战线上作持久战。
逸群同志早在二十年代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担任过江浙好几个县的地下县委书记，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从不炫耀自己，绝口不谈这类事。在他逝世的第二年，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李云同志有次向我打听逸群同志的近况，我说他早在1978年12月10日逝世了，她听到后，深为震悼。原来她和她的爱人徐强同志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就与逸群同志共同战斗，相知颇深。几天后，我去访问徐强同志。据谈，1936年下半年开始，他领导党的特科工作时，就知道逸群同志当时受高原同志的直接领导，为党做情报工作，经常看到他到特科的秘密机关来汇报工作。他在《立报》所写社论，基本上都经过组织审查的。他利用《立报》和其他报纸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他有一种时常要突然昏倒的疾病，有好几次昏厥在电车站旁边，这是由于操劳过度，缺少休息所引起的。同志们劝他注意多休息，他总是笑笑，并不介意。在白色恐怖的艰险岁月中，逸群同志和同志们患难与共，乐于助人。一次，有位同志因患病住院，短少医药费。他知道情况后，立即脱下棉袍，委托当时留驻特科机关工作的刘佩霞同志送进当铺质款，帮助这位同志解决急难，而他自己宁可穿一件破罩衫，迎着西北风而去。
逸群同志待人忠厚、诚恳，关心他人比自己为重。即使在他身居领导岗位时，仍然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也从来没有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群众，他真是一个优秀的党员和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的崇高品德和在新闻工作中突出的长处，我们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