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惨死的全家报仇——记张桂林三次进京检举反革命分子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为惨死的全家报仇
　 ——记张桂林三次进京检举反革命分子
本报记者　朱波
是四月的一个晴朗日子，一列从德州开往北京的火车，迅速地奔驰着。在这列火车的三等车厢里，坐着一位沉默寡言的青年农民，一直伏在火车的窗子上，默默地注意着辽阔的原野。他是河北省恩县南宋庄的人，名叫张桂林。这是他第三次到离家七、八百里的北京，检举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满开荣。
列车急骤地奔驶，张桂林的心情也急骤地在变化，一会兴奋，一会又很沉重。他渴望人民政府给他作主报仇。他永远清楚地记得，过去被满开荣所蹂躏的家庭的悲惨景象。
是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恩县城被日寇占领了，但偏僻的农村暂时还是一片干净土。国民党军队早就跑远了。但是，留下来的蒋匪帮的喽囉们，却依靠着日寇的势力，对广大农村进行疯狂的洗劫。满开荣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由蒋匪帮的乡长摇身一变成了日伪的乡长。他的二儿子满运盛也在恩县城内当汉奸；干儿子胡金亭是恩县的伪县长；两个把兄弟，一个叫胡金生，是本区的伪区长；另一个叫满恒保，在本区当伪警察所长。满开荣就仗着这些人的势力，在南宋庄一带胡作非为。于是这里的农民遭受了从来没有过的灾难。那时候每天都有人被满开荣吊在伪乡公所里，轻的挨一顿毒打，重的丢了性命。张桂林家就是这些受难农民中的一个。
一九三九年的六月，张桂林正在外边学生意。他的父亲——铁匠张希海，给伪乡长满开荣作了一把铡刀，满匪却没有给钱。张希海找去要钱，就这样得罪了满开荣。满匪派他的护兵把桂林父亲和二哥抓走，硬说他俩私造军火，要送他们到伪县政府治罪。张家托了很多人来保，交了三百元伪钞的罚款，才脱过这场灾难。
一九四一年，满开荣又找到张桂林家去，要把桂林的姐姐嫁给伪警察所长（满的把兄弟）作小老婆。桂林父亲坚决不答应。桂林二哥愤愤地对满匪说：“俺家虽穷，也不能给人作二房呀！”满开荣一听，拍桌子瞪眼大骂：“天生是属狗肉的，上不了桌子，不愿意，哼！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五月二十五日，满匪勾结了一股蒋匪帮的散兵土匪，把南宋庄抢了个乱七八糟。土匪走后，满匪就到伪区公所报告去了，说张桂林的父亲、叔叔、二哥都是土匪。接着他就带领伪军包围了南宋庄，要抓人。当天张桂林父亲和二哥到桑庄打铁没有回来。满匪又带着人包围了桑庄把他们抓住，当场就把桂林二哥枪杀了。桂林父亲也在南宋庄村边被杀。满匪并没有满足，又把桂林家全部财产没收，把桂林的祖母和姐姐赶了出去。
桂林祖母逃到桂林的姑母家，吓得混身发抖，吃不进东西，成天喊桂林父亲及二哥的小名，不到十天死去。桂林的姐姐东躲西藏，因为满匪还派人找她，不久也被逼得无路可走，跳井自杀。一家人只剩下叔父（满匪抓他的当天，他正在赶集，听到风声后逃走了）和在外学徒的桂林，流浪在外边不敢回家。
恩县解放后，张桂林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家里。他跪在父亲、祖母、二哥、姐姐的坟上痛哭了一场。他向已死的亲人发誓：“我要报不了这个仇，我不算你的好子弟！”从那时起，桂林就到处打听满开荣的下落。后来，他知道满匪跑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住在养羊胡同，又和蒋介石匪帮勾搭上了，他的二儿子满运盛和干儿子胡金生都当上了蒋介石匪帮的特务。
一九四九年，北平刚刚解放，张桂林就准备了路费来北平找仇人。同年四月里，他在养羊胡同找到了满开荣，要和他一块到市人民法院打官司。这个一向作威作福的匪徒一听桂林要告他，吓坏了，赶忙托人说情，甜言密语地诱惑张桂林，要怎样解决都行，只要不在人民法院告他。张桂林没有答应，准备去人民法院告状。他首先打听了一下，像满匪这样的罪犯该判个什么罪，一位刑事审判员说，顶多判六年徒刑。张桂林听了之后，他想，杀了四条人命，只判六年徒刑，这官司暂时不打了，以后再想办法。但是又想到满匪已经知道风声，如果不设法稳住他，他可能逃跑。于是张桂林又找到满开荣，答应他可以“和平解决”。满匪很高兴地约请了十几个人在前门大街一家饭馆子里说合这回事，商量着给张桂林二两金子，作为桂林父亲等人的安葬费。此后，张桂林伤心地回家去了，他把二两金子存起来，准备在报仇时还给满开荣。
一九五○年八月，张桂林听说人民政府要镇压反革命，他认为是时候了，于是拿着恩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的介绍信，第二次来北京检举反革命分子满开荣。这次他找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不料，公安局的一位同志回答他：手续不清。并且说：如果要逮捕满开荣，须经过河北省公安厅，再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批准才行。张桂林心里凉了半截，无奈何又回恩县去了。
这回，是张桂林第三次来北京了。他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他看到本县一些罪大恶极的家伙已经被人民政府处决了。他非常兴奋，心想：这次一定能报仇了；如果这次还报不了仇，我就告到毛主席那里去！本村的群众也鼓励他：“去吧，这次准行，千万把他（满匪）押回来，叫咱们都解解恨！”大石庄的军属李恩深也来找张桂林说：“咱们是一样的人，你知道满开荣说我通八路，把我全部财产没收了，逼得我全家逃到东北流浪好几年，解放后才敢回来。你这次到北京去，说什么也要把他逮回来，出一出我这几年来的闷气。”这样更坚定了张桂林来北京的决心。他卖了五斗老玉米，又借了八万元作路费。
张桂林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他对公安局的同志说：“我还是来告反革命满开荣，这次如果不给抓起来，我就亲自和他（满匪）拚了。”公安局的同志安慰了他，并肯定地答复了他的要求。市公安局很快地就命令外五分局，逮捕了满开荣，并且函告恩县人民政府公安局，要他们派人来北京押解满匪回本县处理。
当张桂林看到他的仇人被人民政府逮捕起来时，他高兴极了。他说：“这三次总算没有白跑，我家的仇报了。这次我算真知道人民政府是为我们作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