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辛苦不寻常——记《汉语大字典》武汉地区编写组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十年辛苦不寻常
——记《汉语大字典》武汉地区编写组
本报记者　毕胜
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须臾瞬间，但在短促的人生中，却多么值得珍视啊，一个人充实的十年，该有多少创造和收获，艰辛和欢乐！
国务院重点文化建设项目之一——《汉语大字典》，从1975年开始编纂以来，已届十载。这项由湖北、四川两省大中学校教师承担的国家文化建设“重点工程”，在去年底顺利完成了第一卷的定稿工作，不久将陆续出版。
年前，白云黄鹤，瑞雪纷飞。在编辑部，我访问了这些埋头苦干，堪称“寒窗十年”的同志们。
编纂这项浩繁的大字典是周恩来同志生前批准的。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为了改变我国当时“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状况，国务院作出了加强中外语文词典编写的规划。《汉语大字典》由川、鄂两省组织人员编写。武汉地区编辑部除了在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和湖北大学成立编写组外，还有荆州、黄冈、孝感地区也成立了编写组。
人们常用“白手起家”形容创业艰难。编一部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语字典，虽然有古代和近人可资的辞书典籍，但搜集资料，编写卡片，从汗牛充栋的书籍中寻找词例、字例等等，都是在一片空白情况下起家的。“除了脑子里一点知识外，几乎是一无所有”。但大家表示，这是代表国家水平的重要项目，是周总理的遗愿，一定要殚精竭虑地把这项任务完成好。
外国有位语言学家说过：
“编字典集中了人间的繁难与辛苦”。这话也许过分了些，但在十年动乱中，知识、文化遭到冷落，编一部大而全的字典更是难上加难。工具书被尘封，知识分子遭歧视，用一位老教授的话是“戴着镣铐跳舞”。湖北常务副主编李格非教授和武汉大学编写组组长宗福邦副教授感慨地说：要不是“四人帮”干扰，我们不会走那么些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编写工作才走上了正轨。
前面损失后面补偿，无疑加重了工作担子。面对一大堆废弃的资料、卡片等，人们痛心；对这场“持久战”工程也有人怀疑动摇过。在评定职称要计算讲授课时的情况下，有些同志的情绪一度也有过波动。但是，他们不愧为党培养多年的知识分子，顾全大局，有一颗为民族争光之心。武大、华师的编写组里集中了两校语言学方面的精英，当时他们正值人生的黄金年华，青年敏锐，壮年成熟，容易出成果，容易得到荣誉。然而，是大字典把他们团结在为祖国的文化事业打翻身仗的战斗中。李格非教授年近古稀，十年风风雨雨，他和大家一起找资料，做卡片，顶着武汉夏天“火炉”的炎热和冬天屋里屋外一样冷的严寒。他家在珞珈山上，到编写组往返一次得爬一百多级石磴，多年的心肺病和高血压也没有难倒他。第一卷审稿时，他接到去日本某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的通知，为了大字典，他谢绝了。副主编晏炎吾是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位中年学者，从事训诂学研究多年。本来，中华书局约他写一部《广雅疏记》著作，大字典任务高于一切，他暂时无暇顾及。还有宗福邦副教授，十个寒暑都全力以赴扑在这项工作上。湖大朱祖延教授经常带病审稿。夏渌、闭克朝、陈士饶、黄孝德、肖海波、汪耀楠等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科研时间，专心从事字典编写工作。十年里的暑假，他们仅休息了三个夏天。在武大编写组办公室的门楣上，挂着一网兜方便面，这是为加夜班准备的。腊月末的深夜，临近春节，珞珈山麓喜庆的鞭炮声时有所闻，在灯火通明的字典组里，几位编委仍在挑灯夜战。正是凭着这种“板凳愿坐十年冷”的精神，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尽力为党和国家的荣誉而拚搏。
这部八卷本的《汉语大字典》共收字头六万多，比《康熙字典》还多一万余，出齐后将有二千多万字。初稿打印本高达二米二。湖北省出版社一位负责同志，拍着这么高的初稿本说，这是几百位编写者十年的劳绩，可以套用一句诗来概括：“字字编来费心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是的，将来人们读到这厚厚八卷大字典时，谁能不想到编纂者沙里淘金、呕心沥血的艰苦辛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