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党早期的卓越理论家蔡和森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怀念我党早期的卓越理论家蔡和森
何长工
“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从师万里外，访友人文渊。”“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澜。”这是蔡和森1918年由湘赴京，船过洞庭时写的光辉诗句，集中反映了蔡和森青年时代的恢宏志气与伟大情怀。他这次是为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而去北京的，我们也就相识在这个时候。
那是1918年秋天，我在长辛店留法高级预备班学习，和森在布里村留法初级预备班既当学生，又当先生。布里村是在法国的华侨之乡，又是清廷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的家乡。当时这个村去过法国的华工很多。预备班便一面请归国的老华工教法文，一面从法国购进机器，开织布厂，自织紫花布。预备班的学生除学习国文、法文、物理、化学外，还要学锻工、钳工，修理机器，实行半工半读。为联系学习的事，和森曾几次从布里村来到长辛店。因我是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的，英文较好，法文学得快，和森几次来长辛店都是我接待。我们都是湖南人，过去虽未见过面，但我知道他，见面后一谈就很合拍。记得他头一次来时，穿的是一件青竹布长褂子，个子单瘦，朴素、热情、彬彬有礼。他详细了解我们预备班课程设置、课本选用、老师教课及同学们做工等情况，我一一向他作了介绍。他听后深有感触，认为布里村闭塞，学习条件不如长辛店优越，特别是对法国工程师自编课本进行教学，很感兴趣，觉得比华工教课质量高得多。以后，他两次来长辛店，曾打算把布里村预备班的学生合到长辛店预备班来一起赴法，但是这件事没有办成。他便在1919年12月25日从上海放洋赴法。我是以后拿着退还给湖南的庚子赔款出国的。
抵法后，和森在蒙达尼，以读书为主。我在雷诺工厂做钳工，半工半读。在法国，我与和森有过四五次接触。“二·二八”事件主要是蒙达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进行的，我未参加。1921年6月的拒款运动，我与和森在巴黎开过几次会，反对卖国借款。当时，和森头脑清醒冷静、很有主见，态度很坚决，已是一个起领导作用的人物了。参与领导这一斗争的，还有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同年夏，关于建立共产党问题，我与和森也都参加了讨论。这年9月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我参加了营救被捕的一百零四人的工作。这时我们从领事馆搞了两张护照。一张用来进入兵营交涉，一张用以营救一个同志。经研究，赵世炎被营救出来，留在法国继续领导斗争。
和森回国后，在党中央工作，我回国后在湘西任农军总指挥。我在《向导》周报上读到和森写的文章，对他很是钦佩。大革命失败后，和森转入地下，在白区工作，我上了井冈山。在中央苏区时，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悲痛不已。几十年来，他那革命理论家的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底里。
和森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卓越的。首先，他在我国最早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早在1920年9月，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他说：党应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建党工作做不好，“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在此前后，他还详细论述了党的阶级基础和产生的经济政治条件，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和策略，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建党的方法和步骤，以及党应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等等。他在1926年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是我党早期党的建设经验的概括，也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真实纪录，更可以说是我党的第一部党史。
其次，蔡和森是党内最早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系统论述的领导人之一。他曾誓称：“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1920年秋，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随后，他又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了一系列的论述，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和任务；强调党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说明作为无产阶级政权消亡的条件。这些见解在当时都是很杰出的，罕见的。
第三，蔡和森关于中国新式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策略的论述在党内也是很早很卓越的。早在1926年，他就认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五四运动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新阶段”。他还指出了新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特点，革命的纲领和前途，革命的对象和动力，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特别是在革命联合战线中坚持批评同盟者、保持独立性的问题。他在论述新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时曾这样写道：第一，这一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第二，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句话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而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第三，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在工农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完成；第四，这一革命的前途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权主义独裁制；第五，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是彻底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障碍，而必然要转到社会主义的前途。与此同时，他还指出：“这一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是反对地主阶级，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而且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形成为世界革命之一助力并且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在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在编辑《先驱》第九期和主编《向导》周报时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正如李立三同志所说：“我们还记得和森同志等在《向导》上，开始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时候，甚至胡适之先生忙以他的学者态度讥笑这一口号为不通。然而就是这一口号推动了而且正在推动中国千百万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1922年12月，蔡和森在《革命中的希腊》一文中又最早提出了英帝国主义及其在希腊的同伙维尼齐洛是“纸老虎”。虽然他当时没有把这个思想加以发挥，然而这对于提高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是很有作用的。在党的“五大”期间，和森负责起草的土地革命纲领，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仍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革命纲领。所有这一切，无疑地对于我党的理论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第四，蔡和森很早就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武装斗争问题。早在1923年1月，他在《四派势力与和平统一》一文中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除旧支配阶级——军阀的武装。”1927年4月，他尖锐地指出：“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充分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不致动摇”。在“六大”的发言中，他进一步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论述了农村武装斗争的出路问题。他说：“中国革命，还有他发展的特性，这就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估量革命形势上，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或回复到极右的道路上去”。紧接着，他认为从这一特性出发，发展农村游击斗争，就能“得到割据局面，现在切实说得到建立红军，得到使敌人军队瓦解”，“部分的政权建立和部分的没收土地”。这是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我国土地革命初期实际经验的产物，而他的这个发言比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结论要早三个多月。可见，这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第五，蔡和森的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在当时也是相当杰出的。他在1920年给毛泽东的书信及其他著述中，坚持一元论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革命论，再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论述了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打破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集产制”，和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发展中国的大生产事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等。这些思想都是很光辉的。他写的《社会进化史》一书，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论述人类社会发展及其必然趋势的重要著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使之民族化、通俗化方面作了最早的尝试。这些都为我们党的理论武装增添了新的武器。
蔡和森一生，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力主向外发展，他是新民学会和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赴法后，他“日惟手字典一册”“卤莽看法文报”，“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半年多就读了约一百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他是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最力者之一，被人称为留法青年的先驱。1920年7月，他在蒙达尼会上的主张和在此前后给毛泽东的几封信中所阐述的观点，标志着他已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931年初，他接受党的派遣前往香港开展工作，不幸被捕殉难，时年三十六岁。他牺牲前最后的一句话是：“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这充分表现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
蔡和森早在六十多年前就说过：“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由于蔡和森及其他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不懈地学习、探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靠这“治世乱”、“撑巨艰”、“挽狂澜”，匡复神州，振兴中华。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今年是蔡和森诞辰九十周年，我们纪念他，就要更加坚定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