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著名老作家杨逵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台湾的著名老作家杨逵
武治纯
惊闻台湾前辈作家杨逵先生于3月12日病逝，百感交集。作为一个崇敬杨逵先生的大陆晚辈读者，我有幸承编了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杨逵作品选》，和杨逵先生虽因关山遥阻，未得一见，但他的人品和作品却紧紧地牵动着我的心。
杨逵原名杨贵，1905年出生于台南新化。1915年，台湾同胞余清芳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镇压。殖民统治者的暴行和人民斗争的英勇不屈对少年杨逵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整个生命和创作都和台湾同胞反帝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杨逵少年时期就读于台南中学，1924年到日本半工半读，在东京大学夜间部攻读文学，并参与日本进步工人运动。1927年返回台湾，参加抗日爱国的“台湾文化协会”和农民运动，当选为拥有两万多名会员的“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常务委员。1934年参加“台湾文艺联盟”，担任其机关刊物《台湾文艺》的日文编辑。1936年1月，主编《台湾新文学》，曾刊出“高尔基特辑”号及“汉文创作特辑”号。杨逵先生曾被殖民当局先后逮捕入狱，就连他的新婚之夜也是在监牢里度过的。
1937年底，杨逵患肺结核以后，创立首阳农园，以种菜养花为生，但仍继续坚持写作。首阳农园系承袭殷商末年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精神而命名。他常在农园劳动中吟诵汉人东方朔《嗟伯夷》这首赋中的名句：“穷隐处兮，窟穴自藏，其随佞而得志兮，不若从孤竹于首阳。”表现了坚决不与殖民帝国妥协的高风亮节。
抗战胜利后，杨逵将首阳农园改为一阳农园，创办《一阳周报》，主编《力行报》副刊、《台湾文学》丛刊等，积极介绍孙文学说及祖国大陆新文学成就。由于倡导和平民主运动，1949年被捕入狱，判处徒刑十二年。1961年出狱后，在台中市经营东海花园。1982年9月，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参加了一年一度在爱荷华城举行的国际作家盛会，并曾与冯牧同志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亲切会见，沟通了海峡两岸同胞的情谊。1983年获台湾“吴三连文艺奖”，1984年获“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
杨逵是一位文学活动的多面手，作品以小说为主，还有一些散文、随笔、诗歌、剧本。他的创作道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二十年代是杨逵创作的生活积累和思想准备阶段。1927年，他曾在东京记者联盟的机关杂志《号外》上发表了处女作《自由劳动者》，反映了当时日本“实际上是一点自由也没有”的工人生活。
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前期是杨逵创作的成熟和丰收阶段。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中篇小说《送报夫》写成于1932年，在《台湾新民报》刊登前半即遭禁止，1934年发表于东京《文学评论》。《送报夫》塑造了一位在殖民统治下立志寻求解放、走上革命道路的台湾农家青年的典型形象，细腻真实地描写了主人公在社会生活实践运动中的思想成长。它表明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侵略者、压迫者和剥削者。作品达到了民族主义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境界，远比台湾当时一般的民族文学作品高出一筹。杨逵于1937年8月完成的中篇小说《模范村》，再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台湾农村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织的典型环境，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从而把台湾同胞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把台湾和祖国大陆同胞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主人公阮新民是一位胸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爱国志士，作者暗示他听到“芦沟桥事变”的炮声以后，毅然回到祖国大陆，投入全国同胞的抗日浪潮，在台湾乡亲，特别是青年一代中点燃起认同、向往、回归祖国，抗日救亡的火炬。阮新民在台湾新文学史上，是一系列认同和回归祖国形象的先驱，他代表着台湾同胞在抗日战争中同大陆同胞并肩携手的一代芳菲。此外，杨逵的短篇小说《归农之日》、《水牛》和他在首阳农园里写成的《鹅妈妈出嫁》、《泥娃娃》、《萌芽》、《无医村》等作品，也都标志着杨逵小说创作的成熟和丰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杨逵创作进入了第三阶段。三十多年来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监牢里度过的，出狱后又为生活所累，晚年甚少动笔。但正如杨逵自己所说：“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在冰山底下过活七十年，虽然到处碰壁，却未曾冻僵！”他在四十岁以后重新学习和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逐渐采用中文写作。他在1957年坐牢期间所写的第一篇中文短篇小说《春光关不住》，运用象征的手法，反映了台湾同胞和少年儿童纯真高洁的情操，表现了爱国主义的主题，1976年被选入台湾初级中学语文课本，题名改为《压不扁的玫瑰花》，象征着在日本军阀铁蹄下的台湾同胞的心。他在坐牢期间所写的许多散文、随笔、书信、回忆录，例如《我的小先生》，《太太带来了好消息》、《永远不老的人》、《才八十五岁的女人》、《自强不息》、《谈青年》等等，刚毅、乐观、隽永、睿智，为海内外读者所称道。
杨逵小说创作受到欧洲批判现实主义诸大师的深刻影响，洋溢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进步的理想主义色彩。《鹅妈妈出嫁》及《泥娃娃》，直接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所谓“共存共荣”的欺骗口号；同时提出了“只有消灭侵略、压迫和剥削，才可能有真正的万民共存共荣”的理想；并通过艺术形象指出：帝国主义原是泥足巨人，在人民力量的暴风雨中必然被打成一堆烂泥。他的作品从三十年代就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热情而富于理性；纯朴而不愚拙；通俗平易，言简意深；健康成熟而不失其赤子之心，暗夜风雨中总能给读者以方向和启示。他说：“每个人必须设法改善自己，最好要社会也能改善”、“日据时代，在那暗晦的世局里，我为了去发现一条路，使得我对整个台湾、整个中国、整个世界关心……我深觉黑暗是要过去的……光明是永不消失的。”正是这种积极向上的世界观和进取的精神，使他的作品能够把批判现实主义和进步的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
杨逵生平及其文学活动，跨越了台湾沦为日帝殖民地及战后两个时代，他对祖国、人民忠诚善良，对生活、劳动坚韧不拔，对邪恶势力则进行英勇的抗争。他不愧是台湾人民和台湾作家的一面光辉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