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政协工作　为四化和改革贡献力量——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做好政协工作　为四化和改革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
政协工作要为四化和改革服务
彭清源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说，听了赵总理的报告，非常高兴，完全拥护。但当前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我们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但绝不可忽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宏观控制和管理。二是在改革中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树立全局观点，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三是要努力提高各部门干部、特别是经济管理部门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这是搞好经济工作的有力保证。
冯勤为委员（西安市政协副主席、高级工程师）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企业的改革为重点。企业改革的关键是把产品质量搞上去，产品质量是企业的命根子。日本、西德战后经济发展很快，主要是抓了技术的引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从而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企业技术要开发新领域，这是增强企业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采用新的科研成果，尽快使科研成果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增加生产品种，降低生产成本。要加强企业的科学管理，不断提高企业职工的素质，使企业职工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抓好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企业的活力、经济效益和利润就会大幅度增长。
乡镇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大量占用农田。有一个乡，实有农田三千六百亩，已经占用大量农田盖了十几个工厂。在我国人多地少（可耕面积）的情况下，这样发展下去，会产生严重的后患。
陈立委员（杭州大学名誉校长）说，杭州市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引人注目。这些中小企业，生产设备比较落后，但利润很高，一些大厂无法相比，原因是中小企业搞得活。我参观过一家工厂，他们采用生产定额和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弹性工作制后，产量几乎超过一倍。我认为，赵总理报告中所说的大企业要管好，小企业要搞活，确是一句至理名言。
笪移今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说，中小企业有它很大的优势，在日本、美国、德国都占重要地位。它们竞争力强，许多新的发明创造都是中小企业搞出来的。
陈明绍委员（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说，小企业在增多，大企业在分散，是信息时代的特征。
罗培元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说，广州市政协为对外开放服务，广交朋友，不仅联系了八万多“三胞”人士，而且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并通过这种关系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四千二百多项、资金四亿多美元，还引进知识、人才。广州市先后请来一百四十多位海外学者专家讲学。对外广交朋友，不仅是经济上的联系，也是政治上的大事。
李孝芳委员（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研究员）说，听了宋平、王丙乾同志的报告后，感到原材料和能源浪费问题十分严重。我国是一个大国，不要说资金不足，即使资金充足浪费过多也是不行的，应该提倡勤俭建国。一些企业由于不掌握信息，盲目生产造成的浪费更可观。有的部门和单位，浪费时间的情况也很严重，应引起注意并尽速改正。
冯之浚委员（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说，现代社会活动的特征是：规模越来越大，变化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广。作为社会宏观管理体制在横向发生了分化现象，明显地分为：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和咨询系统。政协具有明显的监督与咨询功能。今天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主要内容是经济建设与体制改革。政协应发挥优势，进行宏观战略咨询。政协咨询工作的范围很广，有战略咨询、工程咨询、技术咨询与管理咨询。全国政协应以宏观战略咨询为我国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作一些全局的综合性的咨询工作。政协不要搞太具体的咨询，政协搞咨询，应较其他组织超脱、客观。
何士光委员（贵州作协专业作家）说，政协应当在经济改革中发挥作用。有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没有关系就办不成事。有的趁改革之机捞钱，说：“现在不捞什么时候捞！”新的不正之风有相当的腐蚀性。一方面应该迅速处理有典型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抓工作纪律，这才是更为普遍的。对反映出来的问题，哪怕很小，也要马上解决。
黄汲清委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说，我三次去新疆进行考察，新疆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有色金属的蕴藏量极为丰富。现在，要为新疆的全面开发作好准备。希望水利部门和地质部门联合起来解决水的问题，拟出规划，从速进行。
李孝芳委员（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研究员）说，新疆的起飞要靠工业，新疆的水不能只用在农业上，大部分应用在工业上。为了新疆的发展，政协应组织一个高级考察团，对新疆作一番综合考察，拟出全面发展规划，边实施边检查，进行长期咨询。
刘震乙委员（内蒙古农牧学院教授）说，要高度重视解决当前牧区草地退化、牲畜种杂质差、繁殖率低、死亡率高、缺草缺料和经营水平落后等问题。要满足人民对畜产品日益增长的要求，畜牧业的发展微观上要坚持点面结合、长短结合、综合建设的原则，宏观上要综合考虑，“三北”地区要坚持草、灌、乔、畜、谷、果六结合的方针，建立有机的畜牧生产体系和饲草饲料基地，调整畜群结构，改良畜种，加强科技成果的推广，完善畜牧教育和科研、技术推广体制，发展商品牲畜，努力开创畜牧业的新局面。深圳等地外资引进工作“七多七少”
李文杰委员（民建中央驻会常委、全国政协法制组副组长）说，在吕正操副主席率领下，法制组调查组赴广东省深圳、珠海、湛江、广州等地，对外资引进工作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总的来说，这项工作成就不小。但也存在着“七多七少”。第一，契约式合作经营企业多，股权式合资经营较少；第二，港澳同胞回乡合作投资多，外国的特别是大公司、大财团来投资少；第三，中小项目多，大型项目少；第四，属于消费性、服务性的第三产业投资较多，从事生产外销工业品的项目相对地少；第五，表示意向和处在长期谈判中的项目多，谈成、建成的项目相对地少；第六，投资数额多，实际动用的较少；第七，引进外汇多，利用其创汇少。在履行涉外经济合同的过程中，又存在着“三少一多”：即商谈中有律师、会计师参加的少，经过法院公证的少，遇有纠纷经法院判决仲裁的少；而履行合同中出现纠纷很多，常有吃亏上当的事例。形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信息不灵，调查不周；法制不完备，合同规定不明确；律师、法院的地位与作用未受到尊重；客商投资来源是银行贷款，利息负担重，急于回收；我方前期准备工作差，配套能力与消化能力有差距；外汇平衡存在问题，等等。今后应充分利用政策给予的优惠条件，以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生产，加速对外开放型、商品型经济的形成为方向，使它们成为引进的窗口，成为出口创汇的基地。至于健全涉外经济法制，依法办事，信守合同，发挥律师、会计师、法院、仲裁机构的作用，也须加以注意。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
孙起孟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说，邓颖超主席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和政协工作报告第一部分的标题都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这是政协章程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也是总结长期实践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我们应努力把这个精神贯彻到人民政协的业务活动中去。
近几年来，有种称政协是“智力库”、“智囊团”的说法，这是有事实根据的，也起了拨乱反正的积极作用。在“左”的影响下，政协曾被看成无所作为的闲散组织，或被看作给党政机关找岔子、添麻烦的机关。承认政协是“智力库”，就是对“左”的观点的抵制。然而这个提法并不完全恰当，因为它没有揭示人民政协的最本质的特征。政协委员中确有很多专家学者，科技人才，以智力的优势在政协任务的实现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政协毕竟有其不同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特殊本质，它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政协取得工作成绩的基本经验之一，就在于明确认识和正确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的作用。
当前，各级政协就要如邓颖超主席所说的，“继续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坚定不移地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将改革搞好，慎重初战，务求必胜。”
陈邃衡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说，过去十个月全国政协的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活跃，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工作，调动了委员的积极性。二是实在。例如组织专题调查、开展咨询服务、进一步落实政策等，为巩固发展国家的大好形势作出了显著贡献。今后，还要在两个字上下功夫：一是“广”字。目前参加调查研究、咨询服务活动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委员，应当吸收更多的同志参加。不仅是全国政协委员，有关的地方政协委员、代表性人物，以至基层群众都应当联系，把全国政协的工作同地方政协的工作结合起来。调查研究的对象还可以更广泛些。二是“深”字。要有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的精神。比如提案工作，去年大会以来的一千四百多件提案97％收到复文，这是好现象。但不能满足于有关部门已答复了，这些答复是否令人满意，还有没有未解决的问题？都值得做深入的分析研究。落实政策的工作也是如此。提出要求落实政策的全国政协委员中，有80％的问题得到解决，他们中是否还有遗留问题？其余20％的问题都是老大难问题，怎么办？要切实做到善始善终。
田恩波委员（土家族，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说，现在我州七县一市都建立了政协组织，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落实政策和开展咨询方面成绩突出，反映很好，改变了过去所谓“政府干，人大看，政协玩”的看法。政协做的工作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
陆镇藩委员（布依族，贵州省政协常委）说，政协工作越来越扩大、发展、完善。六届二次会议以来，我们贵州的政协组织由六十多个发展到八十九个，省、州、县都有政协组织，行署设立了省政协的派出机构联络处。这样，加强了委员间的联系，便于工作的开展。
马信委员（回族，原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民政府主席）说，过去检查落实政策工作都是通过党政系统进行的，现在有些通过政协。实践证明，这是有利于委员们知情、出力，实行民主监督的方法，同时，也有利于进行统战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进一步增强各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姜庆湘委员（民建中央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说，专题调查研究要深入，多花一点时间，不要看看就完了。去年3月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开展有关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情况的调查，先后深入了解了上海联合毛纺厂等三个合资企业的情况，历时八个月。在此基础上，我们向政府提出了如何搞好中外合资企业的调查报告，一些普遍性问题，报告中都有所反映，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的体会是，深入调查研究，才有真知灼见。纠正不正之风既要坚决又要注意政策
宋德福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说，我们对改革要坚定不移，纠正不正之风要坚决。尽管不正之风是支流，但群众对它很厌恶，它干扰了改革，腐蚀了干部。所以，我们处理不正之风一定要坚决，要严肃。对违法犯罪，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严重损失的，要坚决打击。有些单位搞不正之风是“刮”上去的，比如发西服就是攀比造成的。因此要区别对待。我们不能用刮风的办法处理刮风带来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有不正之风而怀疑改革，也不能因为纠正不正之风而挫伤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李大维委员（空军某航校副校长）说，要加强经济立法，要尽快培养一批有专业知识的执法者，不能让经济犯罪的人得逞。有的党员搞经济犯罪只给党内警告处分，太轻了。对搞不正之风的负责干部也要严肃处理。
宁光堃委员（民革中央副秘书长）说，对于当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正之风，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不仅对青年学生要进行革命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就是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也要这样做。前一段在宣传工作上有些问题讲得不够慎重。例如，报纸上曾鼓励人们要“能挣会花”，对此却未做很好的解释，结果引起不良影响。其次，对于不正之风，一定要运用各种措施坚决加以纠正。必须加强法治、严肃法纪，务必做到令行禁止。这几年决不止一次强调不准滥发奖金，不准乱涨价，但就是禁止不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这怎么行？对严重违反政策、违法乱纪的现象，要严肃处理，不能姑息。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堵塞漏洞，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王幼辉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艺师）说，改革中的不正之风并非因为改革而造成，有些事情我们有的领导干部要负责任。有的领导干部本身水平低，不明白不正之风与改革的界线，因此讲了一些错话。如有一位副市长讲：“在字典里就找不到投机倒把这个词，我认为投机就是信息，倒把就是搞活经济。”还有一位县委副书记对全县乡以上的领导干部说：
“你们要多做买卖，要发大财、发横财。”这样一来，县委就开了天津包子铺，县人大机关就开了贸易公司。当然，现在这股风是纠正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改革与不正之风的界线分清，坚定改革的信心，不能一风吹。
戎子和委员（中央财经学院名誉院长）说，滥发奖金已经几年了，为什么越制止越厉害呢？对不正之风，就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才能基本纠正。政协也应该把纠正不正之风问题提出来。政协在这方面，有优势，有许多专家可以发现问题、揭发问题。
梁守槃委员（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说，大家都关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搞活经济，主要是提高经济效益，不要搞花架子。对目前出现的新的不正之风，要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能以“法不责众”作挡箭牌，不能让“团结你、我、他，共同坑国家”的人钻空子。法律应有其严肃性。
宣传应掌握分寸
高天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说，现在宣传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有的报刊片面宣传广州吃得好，穿得好，说什么“人想衣裳花想容”，宣传“广州在选美女”等等，对这些宣传我感到很不合适。我们宣传部门应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积极作用。
徐国懋委员（民革上海市副主任委员）说，据我所知，不少群众对宣传部门有意见，例如，对“能挣会花”这个口号的宣传，没有解释清楚，就使一部分人不择手段的去赚钱，效果很不好。
程学敏委员（水电部外事司技术咨询）说，宣传报道要端正指导思想。前一阶段宣传高工资、高消费，而不讲勤俭节约，这样会引起不良效果。我们不宜过多地宣传高工资、高消费，要从实际出发，提倡勤俭节约。
范荣康委员（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说，会前有一种说法，说新的不正之风是报纸教唆的，如滥发奖金、工作午餐、彩票等，起源是报纸，这不公平。作为报纸工作者应该总结经验。报纸不要跟风。经验证明，跟风、随意拔高和闻风而动，往往要出错。报纸不调查研究，关起门来写文章，就会出笑话。
陈荒煤委员（文化部顾问）说，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小报很多，在广西街上我就买了二十几种。这些小报内容低级庸俗。另外，录像问题很严重，有些内容也很低级、下流、庸俗。在桂林看录像成了风气，有的机关小礼堂都对外放录像，商店、饭馆晚上也放。这些问题应该加强管理。我们应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关键在于提高艺术质量，题材、风格、样式也要多样化，要有时代感，能够从多方面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同时要加强青少年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对儿童要从不同的角度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附图片）
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中国民主同盟的委员们，在小组会上热烈讨论大会有关文件。图为吴富恒委员（山东大学教授）在发言。
本报记者 沈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