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厂——访人大代表龚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以法治厂
——访人大代表龚雄
　　本报记者　戴玉庆
龚雄又到北京开人代会来了。这位一年前疾呼为企业“松绑放权”的福州铅笔厂厂长，现在已经是福州市副市长了。他一碰到记者，就亮开了嗓门：“有人说，新出现的不正之风根子在企业‘松绑’，微观不服从宏观了。这话不对。”
好一个快人快语。龚雄用铅笔厂的情况为自己的观点做了“注脚”。去年，这个厂没有发一件西服，也没有变相发什么“置装费”、“福利费”，奖金总额严格控制在政策规定的限度内。而铅笔厂恰恰又是全市第一批“松绑”的单位。
龚雄治厂有方，靠的是“法”。去年，龚雄在主管铅笔厂工作期间，特别强调四个字：“责、权、利、法”。他认为，“法”是维系宏观与微观的纲绳。有了“法”，一方面可以制约经济主管部门不能“政策多变”，只要企业遵纪守法，上面就不应束缚下面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企业有了“法”，就必须谨慎行事，不至于松了绑就无法无天地胡来。这样做有利于宏观管严和微观放活。
为了做“守法户”，福州铅笔厂实行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年初他们在制定工厂的生产计划时，事先就测算和设计好了工资、奖金的合理发放限额，严禁突破。然后，围绕工资、奖金的实际分配，层层实行承包责任制。厂长、党总支书记只按普通职工计奖，不搞特殊化，并外带一条附加规定：如果厂内有职工违法乱纪，要酌情扣发厂长和书记的奖金。龚雄说，加上这条“尾巴”是为了上下一心共同守法。厂长、书记有特殊贡献，由上级主管单位在年终予以考核奖励；若是完不成任务或者违背了责任制条例，就地免职。另外，铅笔厂还要求“两位数”、“三同步”，即在企业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的同时，实现产值、利润、上缴税收的同步增长。这些制度和规定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去年底，当有的职工看见外厂发西服和“年终奖”时，也向厂方提要求。厂领导坚决不同意，说工厂只能根据原来制订的合同考核工人的劳绩发工资、奖金，而没有义务发西服。“年终奖”更不能发，职工当月工作好，奖金当月发。奖金是按劳分配，不是“过年分配”。
“应该相信工人群众是通情达理的”，龚雄告诉记者，广大职工认为厂领导说得有道理，干活卖力气，拿奖金也硬气。去年，铅笔厂受出口铅笔政策性降价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响，合计减收八十四万元。厂领导一不在产品价格上打主意，二不靠滥发奖金和实物去刺激“积极性”，而是围绕“目标成本”，层层分解成本指标，压重担。科技人员和工人制造了一个机器人，把钱塞进它的嘴里，能自动出售铅笔，这个“推销员”很受小顾客青睐。结果去年全厂不但未减收，反而超额完成了承包任务。
“向你透个底”，龚雄乐呵呵地对记者说，“去年铅笔厂的奖金还结余了数万元哩！新上任的厂领导准备细水长流，使工厂更有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