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晋绥、解放西北建伟功——贺龙同志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转战晋绥、解放西北建伟功
——贺龙同志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王震　余秋里　黄新廷　王尚荣
中国革命转定乾坤的历史大决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胜利三十多年了。在那烽火年代里，贺龙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历任晋绥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西北军区的司令员，并相继兼任中共西北局常委、第二书记和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他胸怀战略全局，勇挑革命重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虎略龙韬战顽敌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志作为西北我军的主要统帅之一，先后率我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导演了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贺龙同志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率领晋绥野战军自陕甘宁边区昼夜兼程赶至晋中前线，执行限期解除日伪武装、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的任务。在他和李井泉同志的统一指挥下，晋绥军民英勇反攻作战仅二十天，就收复县城九座，攻克据点近百，并一度攻入归绥，威逼太原、大同，切断了同蒲、平绥路，使大片国土光复，人民重见天日。9月间，党中央为控制热、察，发展东北，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新方针。晋中反攻作战胜利后，贺龙同志迅速挥师北上，迎击侵犯我绥东、察西根据地的国民党绥远部队。贺龙同志并且根据晋绥地区的敌我态势，及时提出了“集中主力打击北线绥远之敌，南线对阎锡山军暂取守势，以控制雁北及绥远大部，保卫热察根据地侧翼安全”的作战方针。这一作战方针，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完全赞同。自10月起，由聂荣臻同志和贺龙同志共同指挥晋绥、晋察冀我军发起了绥包战役。是役打响后，经过战前练兵的晋绥野战军攻势凌厉，连克凉城、天城、新堂等地。这时，遭我迎头痛击的绥东之敌突然纷纷龟缩，伺机西逃归绥，贺龙同志毅然改变东向集宁、丰镇和晋察冀部队会师、歼敌于绥东一带的预定作战计划，当即命令部队挥戈向北，截敌退路，直插平绥路上重镇卓资山。经一昼夜激战，全歼守敌蒋介石之嫡系二十六师，夺取了绥包战役开始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一仗，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充分显示了贺龙同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到12月中旬为止，我军在绥包战役中共歼敌一万二千多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从而挫败了敌人的东进计划，减轻了敌人对我华北战略要地张家口的威胁。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向我晋绥解放区发起进攻的敌人达二十个旅十万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贺龙同志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指挥晋绥野战军和晋察冀军区一部发起晋北战役，对盘据在同蒲路北段的阎锡山军队展开大张挞伐，激战四十余天，迭克县城八座，歼敌八千余人。这一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同蒲路忻县以北大同以南间广大地区，切断了太原、大同敌人之间的联系，使我晋绥、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同年底，为策应陕甘宁边区部队保卫延安，贺龙同志又调派晋绥部队协同太岳我军先后发起了晋西南和汾孝两战役，鏖战两月，歼敌近三万，使晋西南北起中阳，南至吉县，西迄黄河，东抵同蒲间广大地区尽获解放，胜利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于的“坚持与发展吕梁区”的任务，粉碎了胡宗南军由晋西南偷渡黄河侵袭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在贺龙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晋绥我军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所取得的这些胜利，不仅解除了国民党军对我陕甘宁边区东境的威胁，也为尔后我军在西北地区作战提供了可靠的后方，保持了党中央联系全国各解放区的通道。
1947年，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后，中央军委决定贺龙同志重新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以加强西北地区的军事建设。此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他积极参与制定了全国及西北战场上我军一些重大的战略战役决策。早在敌人重点进攻前夕，他就和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同志在山西离石进行会商，就陕甘宁、晋绥两区的联防作战作出了统一部署；1947年7月他出席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参加了对全国战略大反攻的筹划；在同年12月召开的西野前委扩大会议期间，他又和彭德怀等同志确定了西野南下反攻的外线作战计划；西北我军的另外一些重大战役行动，也往往都是由彭德怀同志事先征求他的意见或者共同商定实施的。贺龙同志还积极协同彭德怀同志领导西北野战军加强部队建设。他曾多次出席西野前委和一些部队的党委会，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总结作战经验，介绍后方建设形势，对某些团结涣散、违反政策纪律的现象提出严肃批评，促进了部队的团结一致，激发了指战员的高昂斗志。与此同时，在贺龙同志的直接指挥下，联防军区所属的地方武装也在战火锻炼中迅速壮大，仅在1947、1948两年间就对敌作战四千八百多次，歼敌六万三千余人，从而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贺龙同志北面对付傅作义，东侧牵制阎锡山，西边打击青宁二马，配合西野主力粉碎蒋胡军进攻的战略重任，大大加速了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也有力地支援了华北我军的对敌斗争。
呕心沥血建后方
1947年3月陕北战争爆发后，“胡祸”天灾给边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敌人疯狂进攻所到之处，烧杀淫掠，十室九空；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许多地方土地荒芜，颗粒不收。晋绥解放区在经过八年抗战和一年的自卫战争以后，1947年的军勤动员率最高已达14％，人力、物力、财力也都已接近枯竭的边缘。西北解放战争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危难时刻，贺龙同志奉党中央之命出任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把自己所领导的主力部队调归西北野战军受彭德怀同志指挥，毅然担负起了为转战陕北的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建设后方，支援前线的历史重任。在此之前，他就将大批武器弹药运过黄河以西，支援了我军保卫延安、三战三捷等战斗。8月间，根据中央小河会议的决定，他在绥德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出了统一陕甘宁、晋绥两区财政经济、加强后方支前的任务。会后，他和林伯渠、习仲勋等同志通过采取统一金融贸易、整顿税收、实行统筹统支等措施，迅速实现了陕甘宁、晋绥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为支援战争奠定了基础。在组织体制方面，也逐步建立健全了领导后方支前的若干机构，成立了边区支前司令部；明确联防军区后勤部为两区部队后勤工作的指挥所，任命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白如冰同志兼任部长，紧密配合刘景范同志任司令员的西野后勤开展工作，大大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后方支前和军队后勤工作的统一筹划、领导。组织了西北财委运输大队，以集中人力、畜力，加强支前的运输力量。为了节省民力、减少浪费，贺龙还和林伯渠、习仲勋、李井泉、武新宇等同志一起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勤务动员暂行办法》、《晋绥边区战时军用勤务动员办法》、《严禁滥行动员军勤通令》等文件，颁布全体军民照准执行。在贺龙同志的统一筹划下，原陕甘宁边区的工厂也移址黄河以东，和晋绥军区的兵工、军需工厂一起夜以继日地生产被服、弹药，以供前方急需。西北地区地瘠民贫，战争紧张的1947、1948年，又遭受严重干旱，全体军民吃饭遇到很大困难。由于缺粮，一些战役计划被迫取消，群众生活极端困难。为了筹粮助战，救灾救人，贺龙同志不辞艰辛，全力以赴，奔走于黄河两岸，秦晋高原。他和两区党政领导发出了
“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号召，组织前后方军民采取自救互济，运粮接济，移地就食，加紧生产等办法，全力为战胜“胡祸”天灾而斗争。西北野战军第二次攻打榆林时，他亲自从晋绥动员粮食。运输工具不足，就发动群众用布包、人背，三十斤一包，三十里一站，硬是把数千石粮食运到黄河渡口，保障了战役的需要。1948年初，他直接主持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支援的六万大石粮食的运输，亲自向负责这次运粮的陕甘宁边区粮食局长薛兰斌交代了任务，并从延安大学调了一千多名教职员工作为运粮骨干。吕梁地区的十多万民工不顾蒋阎军和敌机的袭扰，在长达千里的运输线上昼夜赶运。贺龙同志亲临隰县、大宁一带进行检查，选择运粮路线，常常在朔风刺骨的寒夜站在山坡上指挥运粮队伍。在他的带动下，沿途许多领导干部都背粮上路，终于将这批粮食及时运过黄河，解决了救灾和战争的急需。在集中物力、财力支援前线的同时，贺龙同志和西北党政领导还不断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仅在1947、1948两年就组建了九个旅送到前线，不仅充实壮大了西北野战军，也为华北战场输送了大批兵员。在贺龙同志的领导下，西北战场的后勤支前工作很快转变了不适应战争初期的状态，做到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批粮食、弹药、武器、医药、被服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保证了西北我军各次重大战役的胜利。
为了更有力地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贺龙同志还积极参与了对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1946年春党中央
“五四指示”发出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完成土改这一党在当时的最基本任务，他和李井泉等同志主持召开了晋绥分局高干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土改是党在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战胜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只要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就会起来，蒋介石打我们五年、十年、一百年也不怕。在对照“五四指示”检查工作的基础上，高干会对如何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并明确提出要坚决禁止侵犯中农利益、禁止乱打乱杀、培训干部、转变领导思想作风等正确方针，向晋绥人民发出了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的动员令。会后，贺龙同志向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作出了全面汇报，并和李井泉、张稼夫等同志派出工作组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根据晋绥土地占有情况提出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制定出一个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马列主义文件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作为土改工作的依据；开办党校训练班，培养大批土改工作骨干。为了支持地方的土改运动，贺龙还和李井泉同志向晋绥部队发出了《关于恢复三大任务、军队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召开了以贯彻土改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晋绥军区建军会议。由于这一系列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土改运动很快就在晋绥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1947年11月，为了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贺龙同志又和习仲勋等同志主持召开了义合干部会议，推动了土改、整党运动在陕甘宁边区的迅速展开，在翻天覆地的群众运动发展过程中，陕甘宁和晋绥地区都曾一度出现一些“左”倾偏向，虽然这些偏向主要是由于康生、陈伯达的干扰、影响所造成的，但是，贺龙同志对此却从不争功诿过，他曾经多次以主要领导者之一的身份向党中央和干部作出自我批评，并领导坚决纠正，指出“纠‘左’不彻底的地方，那怕是一分也要纠正过来”。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心底无私、胸怀坦荡的高风亮节。党的12月会议后，他亲自深入晋西南检查土改、整党工作，传达中央和西北局的正确政策方针，制止了一些“左”的做法。1948年冬，他又和习仲勋等同志召集地书联席会议，规定了在整顿与发展组织的前提下加强教育，提高党员思想和支部工作效能的正确整党方针。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
“左”倾偏向一经发现迅即被纠正，使整个土改整党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轨，从而更加焕发了人民群众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努力生产、参军参战的积极性。晋绥区在1948年土改、整党后掀起的参军高潮中，党员干部积极带头，一个月内就有六千多名翻身农民报名入伍。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在粮食被敌人抢光的情况下，抢收高粱、玉米烘干后送到前线，保证了战争的急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贺龙等同志领导的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土改、整党运动，为促进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战胜蒋胡军队创造了根本条件，在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在领导后方建设中，贺龙同志尤为注意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他曾经多次主持召开生产、财经会议，提出减轻群众负担，以利休养生息，促进生产发展的方针；批评过脱离生产的片面财政观点，提出要靠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保障供给，稳定金融，使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家庭副业都得到全面发展。他还经常出席文艺工作会议，勉励文艺工作者要组织起来，充分发挥笔杆子的作用，在实现党的总任务中赶上军事形势的胜利发展。1945年文水战斗后，他亲自领导建立了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并兼任校长。在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这所学校辗转三晋大地、渭水之滨，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西北军政大学，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进步知识青年，为当时的革命战争培养了大批干部。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贺龙同志又奉党中央之命出任西安军管会主任。在他和贾拓夫等同志的领导下，军管会迅即完成了接管任务，并且在恢复生产，肃清特务土匪，稳定社会治安、统一贸易金融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成效，使古都西安面貌焕然一新，成为我军解放大西北的重要后方基地。同年底，贺龙同志率领十八兵团跨越重峦叠嶂的秦岭巴山，踏上进军大西南的征程，由此结束了他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解放祖国大西北而斗争的岁月。对贺龙同志在西北解放战争期间建设后方，领导支前中作出的巨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曾把他和彭德怀两同志比喻为萧何与韩信，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的左臂右膀，是指挥我军不断夺取西北大捷的两员卓越战将。
贺龙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但由于贺龙同志生前一向不主张宣传自己和其它种种原因，他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重大历史活动至今鲜为人知。今天我们怀着无限敬意，写文章纪念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愿他这种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不计名利得失、勇挑革命重担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来人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拚搏不已，高歌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