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怀念刘澜波同志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
　　——怀念刘澜波同志
　　李鹏
刘澜波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他那亲切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3年，当时他作为中捷友好协会的会长去捷克访问，途经莫斯科。他带来了我姨母赵世兰同志的书信，他们都在燃料工业部工作。澜波同志和我是年龄相差三十多岁的两代人，我视他为长辈，他对我则象亲切的兄长和朋友。多年来的上下级关系，融洽无间，每次谈话他都能给我以启发，有时也给我一些批评，及时指出我的缺点，而更多的是鼓励和支持。
我和林汉雄、贺毅、崔军四位同志，1954年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了。这时正好澜波同志率领中国电力代表团访问苏联。他让我们跟随代表团，一面参加考察，一面做翻译工作。在这次长达四个月的期间，我和澜波同志接触的机会很多，他对我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回国的途中，电力部的同志同他谈到我们四位毕业生回国后的工作时，有人问他：是不是准备让李鹏当你的秘书？澜波同志说，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到基层去锻炼更好一些。我回国不久，组织上就分配我到东北小丰满水电厂工作，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厂。我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三十年，大部分在基层，做过技术工作、行政工作，也做过党的工作，澜波同志特别要我学会当党委书记，学会做群众工作。在这些工作岗位上，我受到了比较全面的锻炼。
澜波同志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是非常感人的，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记得1957年松花江发了大水，严重威胁到哈尔滨的安全。虽然丰满水库当时对调节洪水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库调度工作中有不少缺点，省市的领导同志很有意见。为了向中央和省市的同志说明情况，他除了亲自召开座谈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外，还亲自动手起草报告，不要秘书代笔。我为了给他提供素材，陪他通宵达旦直到写完了报告。
我很愿意向他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直率地向他提出我的意见。记得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对“大炼钢铁”，搞“超声波”这些做法想不通，又不敢对别人讲。有一次，我对他说：光靠鼓足干劲一句话就能干成社会主义？我还向他反映了丰满发电厂为了大炼钢铁把发电设备都拆下来去搞小高炉，这对于电厂的安全生产构成了威胁。他听了我的话后，长时间沉默不语。我体会到他也是有同感的。
与干部促膝谈心是他的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在每次全国电力工业会议期间，他都要找各地来的干部谈话，有时三三两两，有时个别交谈，从工作到家常无话不谈，常常是谈到东方天晓。干部们总是能从他的谈话里得到党的温暖，受到启发。
澜波同志既讲原则又通人情，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从来不整人，不赶浪头，也不人云亦云。他善于独立思考，在运动中总是尽可能保护干部。他自己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也不隐瞒，总是坦率地告诉别人，引以为戒。记得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刚从国民党统治区到延安后不久，毛主席就接见了他，听取他关于东北军和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汇报。毛主席询问东北抗日联军的情况，他因听过一位抗联的领导同志说过，东北有十万义勇军，给日寇以重大的打击，他也照此对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听了他的话后半天不语，只说了一句：十万人那还不把天戳个窟窿？这才使他猛然醒悟，深感后悔，因为他对这个情况没有做深入的分析，就向毛主席做了不确切的情况汇报。这件事对他的教育十分深刻，他曾多次对人谈过。他也以此事现身说法，对我进行教育。在“大跃进”过程中，电力战线虽然也搞过一些诸如“超出力”、“简易发电”的“左”的东西，但是由于他的及时纠正，电力生产还是比较快的得到了恢复，损失是较少的。他的实事求是作风，在电力系统广大干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澜波同志一生几经坎坷。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三次被捕入狱，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的品格。在西安事变前后，他是东北军党的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在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团结了许多东北军的爱国将领，为东北军联共抗日，为顺利解决西安事变，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他在党内却先后两次因此遭受不白之冤。在延安整风时期，他曾受过审查，有人怀疑东北军的地下党是不是我们的党，他本人也被诬陷为特务。整风后期，周恩来同志在杨家岭召见了一部分在东北军做党的工作的负责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经过整风，证明东北军的党是我们的党，而且是有成绩的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重新受到了重用。当他对我们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总是付之一笑。但是，他对于康生等人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极“左”的做法，是十分反感的。在十年动乱期间，他受到的折磨就更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被作为“大叛徒”揪了出来，开始是关在北京，后来被送到山西榆次监护，整整度过了漫长的十个春秋。但是，他都以惊人的毅力挺过来了。1975年，周总理病重，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澜波同志由于健康情况恶化，被批准回北京，住在北京阜外医院。不久就宣布解放了澜波同志。当杨达同志向我们传递了这个信息后，我和朱琳连忙赶到医院。相见时，我们又是高兴，又是难受，大家都不禁热泪盈眶。但好景不长，1975年底，政治风云又发生了变化，澜波同志再一次被发配到山西。1977年冬，他的心脏病复发，还并发了肺炎，经叶帅批准，他才回到北京，又住进阜外医院。1978年组织上对澜波同志的历史问题做了正确结论，多年的冤案得到昭雪，“大叛徒”的帽子总算摘掉了，党籍得到了恢复。1979年，重新出任电力工业部部长，他又以拚命的精神，为党工作了三年多。
澜波同志对新中国电力工业的创建有很大功绩。几十年来，他为了电力工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特别是1979年恢复工作以后，他深感电力工业的发展适应不了四化建设的要求，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同年5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电力工业必须变落后为先行》的文章，提出了改变电力工业落后局面的七条方针。陈云同志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表示完全支持，并批示按文章的方针办。他重新出任电力部长后，在拨乱反正工作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在工作中的重要成绩可以举出很多，但是，我认为澜波同志最大的贡献，还是他为电力战线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他在这方面表现了远见卓识。在他的倡导下，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建立了全国电力干部学校。当时大批从军队和地方转业的干部，都要首先进这个干部学校，学习文化，学习电力专业知识两年到三年，然后才分配工作。他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在我国，电力系统是最早建立总工程师制的。为了使总工程师有职有权，他还主张让他们兼任行政副职，当设计院的副院长、电厂的副厂长或电管局的副局长。1979年以后，针对“四人帮”对干部队伍的严重破坏情况，他考虑最多、抓得最紧的，就是领导班子的整顿、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以及队伍作风的建设。1980年全国电力工作会议上，他专门作了调整领导班子问题的报告，明确地提出了选拔各级领导班子的要求和措施。这个报告受到胡耀邦同志的称赞。1981年他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中央的号召，带头退出第一线，被邓小平同志誉为“党内开明人士”。
澜波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十年动乱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他在青年的时候身体是十分强壮的，曾经是一名足球运动员。但到晚年，过早衰老，步履蹒跚，但他还是一直在忘我地工作。他住在北京医院，他的病房成了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待好几起来访的客人，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医院对他的警告，甚至抗议，部党组的决定，对他都不能发生效力。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长了，我要争取为党多做一点工作。”1981年国庆节后，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医院勉强同意他出院。就在这时，他做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出席了当年的中纪委全体会议，听报告，看文件，参加讨论，昼夜操劳。会议还没有结束，他的心脏病又复发了，被送回了医院。从此一病不起，直至逝世。澜波同志崇高的共产党人的品格，坚强的党性，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