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补阙 贵在第一——《五代史略》评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书刊评介

拾遗补阙 贵在第一
——《五代史略》评介
张秀平
五代十国，与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一样，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次分裂割据时期，头绪多而局势混乱，治史者多不愿问津。因而，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这一段历史实际，一直是历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陶懋炳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五代史略》，在各个方面画出了它的清晰轮廓，使读者对五代十国的兴废及其相互关系一目了然；同时也探讨了五代十国时期出现的社会大分裂的社会根源与历史原因，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叙述五代十国历史的专著，是我国断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新成果。
本书有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对于五代十国的历史作用的基本估计，打破了历代史家的传统偏见。封建史家和解放后的有些论著，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多认为五代十国是“混乱、倒退的黑暗时代”。作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赞同熊德基提出的五代十国是“表面上乱，实质是变”的观点。从表面上看，五代十国固然有经济和文化遭受严重破坏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它们得到发展的另一面。在南方，这后一面还是主要的。否则，就不能解释宋以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在南方形成并迅速发展的历史现象。“就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来考察，五代十国是一个大震荡、大变革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朝代，均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五代时期的震荡与变革，正是孕育宋、元以后的兴旺发达的基础。作者把握了五代十国政治上“乱”的本质，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来分析和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作用，使之成为整个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第二，重视五代时期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等社会基本问题的研究。在已经出版的论著中，五代史往往作为隋唐史或宋史的开端一笔带过，没有一部关于五代的断代史，当然无法论述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本书的出版，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作者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并从后梁、后唐的经济和社会阶级结构及官制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变化。作者认为，经过唐末农民战争，庶族地主的庄田经济代替了士族地主的大庄园经济。士族的衰落，标志着唐代形成的“势官阶层”经过唐末五代的大震荡后，已重新改组，形势户得到了发展；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但封建剥削量却加重了。这是五代十国时期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总趋势。与此相适应的官制的变化，正是这种经济基础的变革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反映。作者也介绍了南方九国保境安民、扬长避短、各自发展经济、开发东南的历史，从农田水利、手工业、商业等方面概括了南方经济发展的曲折过程。这一方面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唐末以来中国经济重心之所以南移的历史原因。经济与社会各阶层的阶级结构，是人类社会主要的生产活动与彼此间的主要关系，也是历史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作者的论述，体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历史实际的原则。
第三，对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了有创见的分析和评价。五代十国时期，由于藩镇割据、军人专政，骄兵悍将拥立的事件层出不穷。如何认识这种历史现象的本质，是深入研究五代史的关键。作者对朱全忠的灭唐、李克用与朱全忠的对抗、梁唐的夹河相战、周世宗的改革与北伐等历史事件，都作了分析与评价。
对五代十国众多的历史人物，作者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不盲从前人之说。如对“长乐老”冯道的评价，历史上都认为他阻止周世宗的北伐，“事四朝、相六帝”，被目为寡廉鲜耻的典型。作者认为冯道曾经陈民瘼、劝杀掠、赎回被辽兵虏去的中原子女、首倡雕版印五经，他虽无所作为，但不苛虐；虽奴颜婢膝，但不同于卖国求荣。对冯道的评价，不能仅看他没有忠于一姓一君，浮沉宦海、因循苟安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的一面。他是五代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典型人物，随着分裂的结束，他必然为时代所淘汰。又如对后唐庄宗的评价，也是比较公允的，既肯定了他灭梁时的改革勇气和军事战略，又指出了他灭梁以后由于志骄意满，导致了形势的转化，终于由“一个喜剧中的胜利者变成了悲剧中的失败者”。郭崇韬是五代时期屈指可数的人物，但却是一个悲剧人物。作者认为他缺乏一个政治家的刚毅气魄，“不敢与浊流颓风开展斗争，没有改革弊政的决心和识见，反而以妥协求安定，以姑息抚反侧”，结果导致了父子被杀的悲剧。这种教训是深刻的。
第四，写作上采取了众多的对比和比较的方法。对比的方法，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本书将五代十国的分裂与南北朝分裂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原因作了对比；将唐末五代的宦官专政（或者乱政）与东汉和宋代宦官干政、明代的宦官专政作了比较，从纵的线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痼疾。作者的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本书的议论，着眼于历史兴亡的得失与借鉴，文字流畅，叙述生动，是近年来出版的史学论著中较为通俗的断代史专著。
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对五代十国科技文化的叙述仍嫌薄弱；对辽的兴起与发展一节则又明显枝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