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孙师毅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忆孙师毅
唐瑜
日本帝国主义南侵，我和一些朋友撤回昆明、重庆。“二流堂”名称的玩笑传到师毅耳里时，他特地来劝我：“在此时此地，在国民党统治下，以至将来形势变迁，这种玩笑都是不宜渲染的。”
抗战胜利，那位山东时代的学生蓝苹（后来叫江青），来到重庆，孙师毅遇到她，她悄悄送了他一张照片，——是她一家人的照片。三十年代在上海，我很少听孙师毅谈到蓝苹的事。有一次他约我写一段《电通画报》创刊的祝词，我送稿子给他时，他正在挑选蓝苹的大照片准备做封面。
抗战结束，我去昆明、仰光、新加坡。后来，我到香港时，他已经在港了。1949年下半年，他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相邀我参加编电影副刊，那时我在忙着其他的事，未能应命。但是我还是经常在他客居的旅馆中，两人望着窗外“陡峭”的雪厂街上的汽车，畅谈着一串串的梦想，就象窗外一串从山上滚下来的汽车一样。
广州解放后，我终于离开了香港，因为欧阳山和章泯鼓动我筹建珠江电影厂。我常到香港去了解一些情况，有两三次他和我一同回到广州。
后来因言论问题，他受港英当局抄家。他离开了《文汇报》，办了一个企业公司，也失败了。从此满怀抑郁，为了求得短暂的精神解脱，不良嗜好紧紧的缠住他。
朋友都陆续走了，他原想建立一点贡献然后回来，现在一切都落空了，他流落香港。直到周恩来同志发现这情况之后，才指示迅速把他召到北京。
1957年，正当“反右运动”白热化时期，他来到了北京，孙师毅平安度过这个可怕的灾难。他被招待住进新侨饭店，一住年余。他多次要求工作，周恩来同志劝他多休息一些日子，先熟悉环境，多了解些情况，然后再工作。在孙住新侨期间，周恩来同志一有空，或者在等待接见外宾的空隙，有时在深夜，不止十余次去看他，有时一谈数小时，甚至要他去大同酒家宵夜，只是因为警卫员从保卫工作的角度加以阻止。
啊，人民的好总理！孙师毅何功何能？！他只不过在井冈山时期，在武汉时期，在重庆时期替党做了一星半点好事，然而，在总理的脑里却永远也不磨灭。
孙师毅是一个有名的“计划家”。1958年他到电影资料馆当顾问的同时，我也下放到三条驴腿的遵化。我虽然和一位书记说我不愿意过没有电灯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我通过孙师毅的“顾问”还是帮他们做了一些事，又为他们搞起一个几百盏灯的“小发电厂”。
有一天，清晨有人来敲门。我一看，又是那张铁青的脸。问清了原委，原来年过半百，他还有那份恋爱的激情。
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孙师毅分配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是适得其所的。这个人作为一个电影史学家是无可非议的。他有十几箱“文件档案”，朋友们开玩笑说你给孙师毅写一张条子，他也存入档案了；他的脑子就是一只大档案柜。某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李进的仙人洞照片，附着毛泽东主席的诗。人们都在猜测此李进是何许人，孙师毅马上就举出此人乃江青。
然而，师毅有这种积累资料档案的习惯，他的学生当然是熟知的。江青费很大气力在上海查抄销毁她过去的历史资料。孙师毅家里这类资料当然不会很少。因此他的家也抄得特别彻底。学生对他的恩宠是严格审查；他的严重的心脏病对她说来，正是一件好事。
1966年10月初，在他弥留的时刻，他问妻子：“阿唐会来吗？”这时候，我正在上斗争的第一课，我也不知什么人在耳边嗡嗡叫，我只顾点头哈腰，我只祈祷有谁吼一声：“滚下去！”
握着一只冰凉的手，我想着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在我和他抄写东西时，学了一点他的笔法，特别是他的签名。我在他的女朋友的门上留了一个字条，“孙师毅到此一游”，引起他们吵了一架。——这是我欠他的一笔账。
他也欠了我的：他曾夸言我的墓志铭非他写不可。但是他却先走了。就此互相抵消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