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革命教育家谢台臣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忆革命教育家谢台臣同志
裴志耕　成润　白映秋　刘镜西
谢台臣同志，原濮阳县人，1884年生，1905年入直隶省保定高等师范读书，毕业后在保定、大名、天津等地中学任教，并曾当过直隶省参议员。1923年于直隶省（后改河北省）大名县创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简称七师），前后担任校长八年，1936年逝世。他学识渊博，有远见卓识，性格坚毅，作风朴实，建校之初致力于教育改革。1927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传播马列主义，配合、掩护、支持党组织的活动，教育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邓小平、刘伯承等领导同志路过大名，看到了谢台臣同志的纪念碑，称赞他是一位革命教育家。可是这样一位在直南地区党内外享有很高威望的革命教育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却遭受“左”倾路线的严重打击，被开除党籍，长期蒙受不白之冤。1979年中央组织部为他平反，恢复生前的党籍，多年的沉冤得到了昭雪。五十多年前我们都是七师的学生，是亲身受到他的教诲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去年是谢台臣同志的诞生一百周年，缅怀我们这位尊敬的师长一生对革命的贡献和他优良的革命品质，深感到他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改革旧教育，传播马列主义，为革命培养干部。
谢台臣同志深受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1924年建校之初致力于教育改革，提出并实行“以作为学”和“师生打成一片”等教育主张。“以作为学”是他参考国内外教育论著，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提出来的一种对读死书的旧教育制度的改革。他说：“以往司教者往往不了然于作与学的科学关系，误以读书为教育的全部，以致学工业的不会制造，学农业的不会种田，理论与事业分家，教育与生活隔离，所谓理论家与学者，都成了无用废人的别名。”又说：“士大夫是贱视劳动，不会劳动，只会消费，爱说空话，不做实事的。我们要尊重劳动，会生产，长于劳动，说真话，做实事。”这一主张，开始明显地表现在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上。为了配合教学，学校开辟了校园，搞种植和动物饲养，并办了制肥皂、制革等一些小工厂，使学生通过实践，学习科学知识与技能。在实践活动中，他总是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师生打成一片”是实行教育民主，打破师生隔阂，使教学相长。对学术理论问题，提倡自由讨论，并号召学生给学校提意见。所以七师学校充满民主空气，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谢台臣同志入党以后，由于立场和世界观有了变化，使他认识到“教育要为革命培养人材”这一根本任务，他的“以作为学”的教育主张，充实了政治内容，进一步发展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为此，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
逐步地废除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文科），聘请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教员讲授马列主义，例如冯品毅、李梦岭、王冶秋、千家驹、张苏、张衡宇等同志都曾在那里任过教。国文课选用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也选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等人的革命文艺作品。谢台臣同志自己担任历史课。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通俗而扼要地讲授从先秦到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历史，深受学生欢迎。地理课选用《中国经济地理》为课本，论理学（即逻辑学）则讲授唯物辩证法……各班次的课先后有些不同，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大都是可以学到的。此外，教员讲课时结合课程内容，联系实际，揭露和批判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讲解国内外形势，使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为了灌输革命思想，谢台臣同志还让图书馆订购大批进步书刊，提倡学生阅读课外读物。他亲自向学生推荐阅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著作。当时上海、北平新出版的进步书刊，学生很快就可以看到。国民党列为“禁书”的，如《共产党宣言》等，同学们得到后，则是竞相传阅。在学习上，除了教员讲课指导外，还有学生自治会的学术部、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组织负责主持各种问题的学习和讨论。
通过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学生的政治思想有很大提高，不少人已认识到社会上为什么有穷人和富人，是由于私有制产生了剥削、被剥削，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发展必然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奠定了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群众”、“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人生观，为发展党、团员，打下了思想基础。
有力地配合党的工作的开展，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
七师的党组织是1926年10月建立的。那是在第一次国共尚在合作，北伐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大名（当时为直南重镇）还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1926年秋，谢台臣聘请共产党员冯品毅（当时任河南省委农民部长、共青团省委书记）来七师任教。冯在校三个月，发展了赵济焱（赵纪彬）、刘介风（安明）、李世玮（李大山）等三人入党，不久又发展了成滋（成润）等入党。10月间建立党、团两个特支，这是直南地区较早的党团组织。至1927年春已有党团员三十余人，党团特支改为大名党、团县委。与谢台臣同志一起入党的，还有教务主任晁哲甫、训育主任王振华同志。他们三人的入党，使七师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从此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教育机构，实际上变成了我党领导下的一所地下革命干部学校。
谢台臣同志入党不久，在党的领导下投入革命斗争，一方面和北伐军进行联系，一方面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这时学校停课放假，七师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也参加了各地的反军阀斗争，在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大革命失败，七师的学生党员在濮阳、内黄沙区一带发动群众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取得很大成绩。在领导群众斗争中，赵济焱、李大山、王卓如、刘汉生等同志被捕入狱。谢台臣同志很关心他们，多方设法营救，并亲自到狱中看望，嘱咐他们“站稳立场”，又拿出四百块银元供他们打官司之用。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困难，他也给予大力支持，谢、晁、王每人每月主动拿出二三十元交纳党费，特殊需要，随要随拿。这在当时情况下，对党组织是个很大的支持。
由于谢台臣同志等学校行政领导上的有力配合和支持，党组织得以通过学生自治会等组织大胆放手的工作，组织理论学习，进行政治宣传，从事革命活动，为发展党、团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向校内工友和附近村庄农民进行文化、政治教育，学生自治会的“平校部”组织了平民夜校，分配党员讲课，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这一工作的进行很有成效，使夜校学员认识到，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起来闹革命，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后来，他们在反对反动校长张达夫的斗争中，表现得很英勇，有不少人入了党。在学生党团员中，有些同志在校外担负着革命工作，不少的人还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因为工作需要，他们有时白天不在学校，外出返校较晚，学校领导也均给予方便。因此七师的党团组织发展得很快，到1930年上半年，在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三百多人当中，党、团员已有一百多人，连同反帝大同盟等革命外围组织，革命力量约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而国民党员则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在国民党统治区办这样一所革命学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作为校长的谢台臣同志，必须经常对付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压力。1929年秋，国民党反动当局借口从邮检中查到一封信件，妄图摧毁“直南共党渊薮”的七师，把这里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他们曾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包围学校达五昼夜之久，遍布岗哨，荷枪实弹，逐屋搜查，翻箱倒柜，先后捕去师生员工十余人，谢台臣校长也遭到传讯。但是，谢台臣同志却不畏艰险，沉着镇定，及时与党组织通报情况，使学校行政领导与党组织密切配合，采取有力措施。结果，敌人什么证据也没有抓到。就是五个所谓“共党嫌疑犯”（其中有中共大名县委两个委员），也由于谢台臣同志出来竭力担保，他们也不得不予以释放。敌人的狂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遭受“左”倾路线的严重打击，坚持为党工作，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1930年上半年，谢台臣同志由于在大名暴动问题上，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提出并坚持正确意见，被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直南特委开除党籍。在1930年4、5月间，直南特委几次来大名组织暴动。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强调“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到了“振臂一呼，群起响应”的时候，要求立即组织暴动。他们具体指定七师学校是暴动的中心，七师的学生、工友和学校周围村庄参加夜校学习的农民为主力，再调动农村支部的力量联合行动，攻打大名城，把红旗插在七师学校的大门口。谢台臣等同志认为，当时暴动的主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广大群众尚未组织起来，而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搞暴动是不实际的，不仅没有成功的可能，还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谢台臣等同志坚持认为，党应当保持和掌握好七师学校这个公开合法的革命阵地，为党培养干部源源向农村输送，深入地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壮大自己，积蓄力量，待条件成熟再举行暴动，这样胜利的可能性大些。这些意见，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正确意见。可是5、6月间，上级领导人来大名具体帮助实现暴动计划时，在一次活动分子会上，却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指出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三人已成为暴动的主要障碍，宣布开除他们的党籍。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说：当时到会的党员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对开除三人的党籍都不同意，但谁也不敢讲话；对于当时组织暴动，谁也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谁也不敢反对。结果，不少党团员消沉了，抱着静观的态度；学校周围村庄的农民吓跑了，不敢和党员见面了。暴动未成又寄希望于联络乡下的土匪，也是扫兴而归，最后暴动计划成了泡影。
谢台臣同志虽然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开除党籍，但他坚持为党工作，仍然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热烈拥护与爱戴。1930年夏，他感到失去党的领导，继续办学校已很困难，便辞去校长职务。继任校长的张达夫，是个不学无术而又思想反动的人。他到校后，立即辞退全体教职员，禁止阅读进步书刊，从各方面限制学生的活动，后来又借故开除学校全体工友。曾经长期受到革命教育熏陶的七师学生和职工怎能忍受这样的无理压迫呢！他们都深切地怀念谢台臣，坚决地反对张达夫，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挽谢”斗争。虽经反动军警的严厉镇压，然而大家顽强不屈。经过两次大罢课，终于取得最后胜利。1931年春，在全校师生的热烈拥戴下，谢台臣同志第二次担任七师校长。这时他虽然失去了党的关系，却仍然坚持为党工作，贯彻以往的教育方针，恢复学校的革命传统。七师学校又重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革命局面，党团组织恢复了，学生自治会建立了，读书会、反帝大同盟、“社联”、“左联”等组织都活跃起来，革命力量又大大发展了。
可是贯彻“左”倾路线的负责人，却闭眼不看这些成绩，硬说谢台臣等同志是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敢干”。但是在学生中，大多数人都是拥护谢校长的。正在北平住院治病的谢台臣同志听到这一消息后，内心感到十分痛苦，他表示：“我不能和党闹对立”。因此，1932年夏，他毅然决定辞去校长职务。接着，河北省教育厅委任国民党蓝衣社分子郭鸣鹤为校长，七师又一次受到更长时间、更严重的摧残，党团员和进步同学被开除学籍的达一百七十多人，只有很少几个共产党员隐蔽下来。好端端的一个革命阵地丧失了，这是“左”倾路线又一次造成的恶果！
谢台臣同志被开除党籍后，由于社会上的压力和党内的责难，他精神上蒙受了很大痛苦，1931年夏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1932年上半年又一次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病情进一步加重，终于1936年初含恨与世长辞了。
谢台臣同志创办的七师，为我党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一向被誉为直南革命的策源地。在七师学习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同学，象革命种子一样，散布在冀南、豫北、鲁西约二十个县的广大地区。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发动群众，积聚力量，从事革命斗争。七七事变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他们组织抗日武装，发动广大群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为冀南、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