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贵的启示——读《张天翼文学评论集》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宝贵的启示
——读《张天翼文学评论集》
邓友梅
张天翼同志的文学评论文章结集出版了。这是件值得重视的事。
张天翼同志从事笔耕六十年。在文学创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关于人物、典型、题材、风格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心得。我特别注意写于四十年代的《谈人物描写》和写于五十年代的《关心和注意的方面》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全面地表达了天翼同志关于人物塑造，实际是关于小说创作的深刻体会和独到的见解。
《谈人物描写》论及的问题很多。中心是说，塑造人物从观察人物开始。而观察人物的基本方法是“以心比心”，以作者“之心”理解、推测被观察的人物之“心”。关键在于作者所持有的是一颗什么心。他认为在作者的一切修养中，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格修养”。“人格修养”是无止境的，若要每个作家先修养完善，然后写作，世界上还有文学作品吗？天翼同志认为，应当一边加强“人格修养”，一边创作，在创作中锻炼、改造。因为我们本身是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所以在观察人物、认识生活时，我们应该有一个区别于自然的“我”的另一个“我”，用另一个“我”的眼和心去观察、体验。他说：“不是日常生活的‘我’。也不是个人口味偏好等等的‘我’，而是一种更深的，或者可以说是经过提炼的纯化的‘我’。这个我，并不是径自从他个人利不利，顺眼不顺眼等等见地出发，而是由他怀着对人生（这当然连他自己也有份）的热爱出发的。”“如果你容许的话，我要把这个叫做诗人之‘我’。”
天翼同志认为，革命作家经过努力自我改造和加强修养，达到“诗人之我”与“自然之我”的高度统一，是一种“伟大的幸福”。旧时代，有不少作家这两个“我”是分裂的，甚至对立的。只有在“诗人之我”战胜、压倒“自然之我”的情况下，他才可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就。这成就是在自我鞭打、自我否定的痛苦中取得的。作家创造这样的艺术形象，要经得住自己鞭挞自己灵魂的痛苦，这是“伟大的痛苦”！
天翼同志在《谈人物描写》一文中阐述的这些观点，是他作人和作文的坚定信条。五十年代，我有幸在他直接指导下学习创作，我们有许多次深入的交谈，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
有一次谈到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天翼同志说：这篇小说对我们有不少启发。头一条，作家在生活中应当关心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坐过洋车，但每个坐洋车的人关心注意的事情大不一样，只有关心人民疾苦关心人民命运的人才会把这样的“小事”放在眼里，并引起自己灵魂上的震动。这是第一层。还有一层，我们都是立志革命的，在理论上都解决了应当关心注意生活中什么事物的问题。但是否每个人碰上这“一件小事”都有同样的感受呢？假定那天坐洋车的你是去赴女朋友的约会。这位女士你追求了很久，她头一次答应和你单独会面，如果不准时就会影响爱情前途。结果碰上了这件“小事”，洋车撞了人，车夫叫你另雇车，约会要耽误。你这时是因为车夫误了你的事而气恼呢？还是也象鲁迅先生那样感到车夫伟大，对比下要榨出皮袍下面的小“我”来呢？简单地说，对这件小事，在感情上“是爱还是憎”？
关于作家的爱憎问题，天翼同志在《关心和注意的方面》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所谓学习，不仅是要获得认识事物的方法，要懂得应该关心注意的是哪些方面，而且还要修炼我们的感情：真正爱我们所应该爱的，真正憎我们所应该憎的。”
“我所爱的和所憎的，正是我要命令我自己去爱的、去憎的东西——我就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在这原则之下……我可以去充分发展我的个性，我独特的风格。”——这也就是前述他所要求的：作家的“诗人之我”与“自然之我”达到高度统一的境界。
他的这些观点也运用在对别人作品的评论上。1956年，他为《在悬崖上》，给我写了一封信（发表时题为《“在悬崖上”的爱情》），就渗透了这个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这篇作品的缺点所在。但是这封信不仅仅是评论《在悬崖上》，而且还有两处值得重视。一是他论述了文学创作中事件的逻辑发展与偶然性的关系，指出作者写作时要抓住人物身上的主要矛盾，使故事“按生活的必然而发展，而偶然事件则用来作为这必然发展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段”。一是进一步提出观察、理解人物的问题，要求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人物，应该比那些人物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更深，更真切。“你应当知道关于他的那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或是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意识的东西，并且你对这些东西要有你自己的看法，有你自己的态度——不是客观主义式的记录。”他这封信对我的批评实事求是，切中要害，又充满关心与爱护。但编集子时，他却表示不愿再编进去了。意思好象是说，当时他的观点有不准确处，对我也要求过严。我倒认为，这封信对我后来搞创作很有帮助，至今读来仍感到很亲切，有教益。我恳切要求把它编进集子里，让大家看看，老一辈作家对培养我们这代人所花的心血，以及前辈们那时对青年作者严格要求、积极帮助的作风。在当前文艺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还不很正常的情况下，我想，读读这封信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