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宝与论人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论宝与论人
舜之
历史上有和氏献璞的故事，惹得韩非子感慨系之地说，和氏“两足斩而宝乃论，论宝若此其难也”。论宝难，论人就更难。且不去说历史上那些举不胜举的糟蹋人才的故事，也不必再提安振东那饱经风霜的辛酸史，钱宗仁那惨遭诬陷的坎坷经历，只看雅安汽车配件厂技术员李天德的遭遇（见一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的《是非功罪今日评说》），就足以使人痛感党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失误，论人的人拥权自重，对干部的影响是多么的深重。现在，惨痛的历史已成过去，局面也早已根本改观，但是认识落后于实际，却还是常有的事。“左”的思想的影响，并未随着已成过去的历史而烟消云散，即是一例。不然，为何直到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份，还有人“理直气壮”地列举李天德的所谓“七个问题”，据此作出此人“政治上靠不住”的“结论”，把他“清理”出厂呢？
我以为，论人之难，就难在论人之人不懂党的政策，又滥用手中的权。李天德的遭遇，就是如此。他在一九七五年写的万言书——《献国策》，从报上披露的片断来看，无疑是独具创见的陈说，忠言诤诤的“国策”，也可说是一“宝”。可是，至今仍有人判定他“犯有政治错误”，留着一条随时可揪的尾巴。可见，在论人、用人的问题上。如何善用手中之权，在今天，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眼下，要使论人之人善用手中之权，依我看，认清“左”的思想的影响既深且广，尚需继续努力，消除余毒，借以端正思想政治路线，依然是一味不可或缺的良药。若能通过整党，唤起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感，增强党性，更新知识；确认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民造福；再加上发扬民主，切实接受人民监督和加强法制，论人之事也就不会太难了。“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这类事情的出现，当然也就可以大为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