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贞的民主革命战士——纪念马叙伦同志诞生一百周年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忠贞的民主革命战士
——纪念马叙伦同志诞生一百周年
雷洁琼
今年4月27日是马叙伦同志诞生一百周年。马叙伦同志是一位忠贞的民主革命战士，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战友。
在我国近代史上，马叙伦同志是一位受到社会各界尊敬的爱国志士和进步学者。从本世纪初到六十年代末，马叙伦同志经历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令人可敬的是，他能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站在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一边，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与广大的工人、学生一起，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献出了毕生精力，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以后，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当时，北平文化教育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马老在北京大学同许德珩、尚仲衣等几位爱国教授发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马老被推为该会的主席。那时候，我的爱人严景耀在燕京大学教书，参加了抗日救国会。他常同我谈起与马老一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事。马老因为积极抗日，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排挤，被逼离开北大去杭州。严景耀告诉我马老抗日意志坚决，为人正直不阿，使我心里很钦佩他。到1941年，我从北平到上海东吴大学任教后，才与马老相识，开始有交往。
记得那时上海是个孤岛。马老改名换姓，隐居租界，贫病交迫，生活清苦。他关门专事著作，他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这部二百四十余万字的巨著，就是在那个时候写完的。在上海，我们时有往来，他来到我家总同我们讨论抗战局势。他对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非常愤恨。认为国民党不与共产党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的最后胜利是个空谈。他对汪精卫卖国求荣，投降日本，尤为痛恨，大骂不已。有一天，他来到我家，谈起春节里汉奸陈公博以北大师生关系去看望他，带着珍贵礼品，名为尊师，实则向马老游说，妄想拉马老下水，与他们同流合污。马老断然拒绝说：我是决不会出来帮日本人忙的，休要痴心梦想。并对他晓以大义，说得陈公博怏怏而回。以后，陈公博还给马老送钱送米，马老拒不接受，并同他断绝来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马老谈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民兴高采烈地盼望到天亮。但迎来的却是国民党军政大员到上海劫收，掠夺胜利果实；美国水兵的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蒋介石依靠美国主子暗中在策划内战……这一切，使上海市民大失所望。马老目睹国民党在上海所作所为，义愤填膺，便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
1945年秋，马老与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同志，定期在上海一家私营银行的旧址聚会座谈，讨论时局。我们也经常参加这个座谈会，从那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当时，上海人民的求民主、反独裁，求和平、反内战，求统一、反分裂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已蓬勃地开展起来。马老通过当时出版的《周报》、《民主》、《文萃》等进步报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揭露反动派挑起内战的阴谋，大声疾呼要求和平与民主。他的文章爱憎分明，笔锋犀利，立论正确，象匕首一样刺入敌人的心脏，在上海以至全国的影响很大。在写文章的同时，他不怕特务迫害，冒着生命危险，应工厂、学校邀请去演讲宣传民主与和平，唤醒广大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马老当时团结了很多上层爱国人士和老一辈知识分子，象陈叔通老先生原是前清的翰林，也是在马老的影响下走上进步的道路。
1945年底，马老和与他共同战斗的一些文教界进步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他当选为常务理事。随后，他起草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实现民主的八点要求，对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有着积极的影响。
使我难忘的是1946年6月23日我同马老一起到南京请愿和平的事。为了团结各界人民的力量，扩大爱国民主运动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各党派、各社会团体等六十多个单位，于1946年5月5日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马老是成立大会的主席，以后被推为常务理事。人团联成立后，为了阻止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决定发动群众，推选代表到南京请愿。有关请愿的筹备工作都是在拉都路（现名襄阳南路）三百八十三弄三十八号马老家中讨论的。当时决定推选马叙伦、包达三、阎宝航、吴耀宗、蒉延芳、张絅伯、盛丕华和我为代表，另有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共十人去南京。6月23日代表团离沪时，上海北站曾经举行了有十万群众参加的欢送大会，并在会后示威大游行。当时上海的这次反内战大游行都是“周公馆”通过马老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面组织的。马老那时亲自到我家，通知我作为妇女界和教育界代表去南京。
马老和我们在那天上午同车去南京，车到镇江，就有几个自称“苏北难民代表”的人上来纠缠，要马老下车演讲，并以卧轨相威胁。马老置之不理，几经斗争，在站长出面干涉下，列车才继续开动。下午七点多，列车到达南京下关，代表团刚走出月台，又有自称“临大”的学生找马老谈起“苏北难民”的问题，并质问代表团来南京目的，内战应由谁负责等等。马老心里明白，便叫胡子婴（随行的代表团秘书）去对付他。当代表团一出车站，喊声和骂声四起，在混乱声中，特务分子把马老和我一起推入候车室。十几个所谓“苏北难民”跟着冲了进来。有个身佩青年军二百零六师徽章的暴徒，硬要马老带他们去见周恩来。马老说，我们是来京请愿的，我们没有义务去领你们见周恩来。特务分子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又要马老立即回上海，又要马老出去讲话，也未得逞。后来一声喊打，暴徒一拥而入，马老头部起了四个大包，腹部被踢伤，全身疼痛，马上昏倒，被打受伤的还有好些人。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下关血案，是国民党反动派精心策划的严重案件。
马老在当时已年逾花甲，身体也不大好，但他为和平奔走，在“六·二三”事件中，立场坚定，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显示出他高贵的革命品质。从那以后，马老更坚定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他早置生死于度外，甚至向儿女立下了遗嘱。1947年，马老竭力反对国民党召开伪国大，颁布伪宪法，选举伪总统。国民党特务每天都监视着马老的行动，进行威胁恫吓。马老在给南京行政院长张群的信中表明自己“贫富威武，无动于衷”，“捕杀不辞，驱胁无畏”，这种大义凛然，为革命而甘愿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志不忘的。
1948年，马老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转移到香港在那里组织成立民进港九分会，继续从事民主运动。1948年，中共中央在发布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建议召开各党派、各团体、各方面人士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马老和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一起立即通电响应。以后他又进入东北解放区，辗转来到北平，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马老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领导职务，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叙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一生。今天，我们伟大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举国上下，同心同德，正在为振兴经济，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三次腾飞而努力奋斗。我们纪念马叙伦同志，不仅是缅怀先辈，更重要的是学习他那种毕生献给民族振兴、祖国富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随时代而前进的革命精神，共同为完成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