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哭闻一多父子》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关于《哭闻一多父子》
吴晗
（一）
这一个多月来，我收到很多青年的来信，东北的，湖南的，北京的。也有用电话询问新华社，新华社再来电询问。问题是我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所写的《哭一多父子》，发表在上海群众周刊上的，提到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已经和一多同时被国民党匪帮暗杀，这篇文章被选入那时候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月刊，也被选入新华书店出版的高中国文第一册。广大的青年都读过它，对闻一多闻立鹤很熟悉。怎么到了一九五一年三月，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举办的控诉美蒋匪帮特务罪行的大会上，闻立鹤又出面控诉美蒋匪帮暗杀他父子的罪行呢？
也有的青年来信说，“在吴晗所写的另外一文《闻一多先生之死》。是谈到立鹤并没有死的。那么，为什么在高中国文选入《哭闻一多父子》的时候，不加以说明，或者把后一篇也选入，免得读者发生误会呢？”
是的，问题都提得很好。的的确确读者应该发生误会。我有责任解答清楚，也有义务向广大的青年朋友承认错误。
（二）
我要说明白写这几篇文字时候的情况。
一多被暗杀的时候，我正在上海。
消息首先是在报上看到的，是十六日一早。说的是他和长子立鹤同时被杀。那天跑了好些地方，记得曾到过郭沫若先生家里。晚上和民盟许多朋友在愚园路张君劢家里见面，周恩来先生陈家康先生都参加，大家非常痛愤。
第二天有四个刊物先后派人来，要我写追悼文字，群众、民主、文萃、周报，有的刊物编辑竟然坐在旁边等完稿。为了控诉蒋匪的罪行，我当然全部答应，正是大热天，光着背，一面写，一面哭，写完了也分不清稿纸上的湿痕，那些是汗渍，那些是眼泪？
这四篇文字都说一多父子同时遇难。
过几天昆明的刘时平同志到了上海，他把详细情况告诉我，才知道立鹤重伤，能不能活还不能判断。
四篇文字在一星期内都发表了。
随后得到昆明向仲先生的信，她和闻家很熟，到云南大学医院去看过闻太太，知道一多遇难详细情况，信里说到立鹤进医院后，神志渐清，才肯定立鹤没有死。我把她的原信抹去了署名，送给文汇报发表。（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页二六至二八）随后我根据她的信，写了《闻一多先生之死》，也交文汇报发表（见人民英烈页二五二至二五九）向仲信里所说的“明”，就是她的丈夫蔡希陶先生。
我写《闻一多先生之死》的目的，是更正和补充以前已经发表的四篇文字，让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知道蒋匪帮的穷凶极恶的暴行，附带也暗示闻立鹤还活着。在那样的白色恐怖下，在以共产党机关刊群众为首的四个进步刊物上，如果发表声明，说我的叙述错了，闻立鹤还活着，那就会是很不妥当的。
我在上海住不下去了。把编辑李闻纪念集和闻一多全集的工作拜托郭沫若先生主持，转到北平工作。
以后，开明书店的国文月刊选载了群众上那篇文章，跟着解放区的新华书店高中国文也把它选在里头。开明的我收到了一册，新华的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间，从北平逃亡到解放区，经过泊头镇的时候，在新华书店翻书才知道有这回事。
在开明书店国文月刊选载这篇文章以后，就不时收到许多青年来信，提出许多问题，因为当时环境关系都没有答复，一并在此向曾经来信的青年朋友们致歉意。
（三）
由于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
第一、我写这篇文字是根据那时候所得到的材料写的，并没有错。
第二、接到向仲的信，我把原信发表，并写了《闻一多先生之死》，对已发表的四篇文章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更正。
第三、新华书店高中国文选入这篇文章，事前事后我都不知道。
第四、我应该承认错误，在泊头镇看到了高中国文以后，没有提出更正，以致使许多青年，读到这篇文章以后，以为闻立鹤已经死了。到了民盟北京市支部举行控诉会以后，更使广大青年感到迷惑，死了的人怎么又能够亲身来控诉呢？不及时改正错误，是对工作不负责任的行为，对广大青年不负责任是不应该原谅的。
为了补救和改正错误，我发表这篇文章。
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性，我的意见是：假如新华书店高中国文的编者周静王朴先生还愿意在高中国文里保留这一篇文字的话，我要求：
第一、原文不改。因为当时确实以为立鹤是牺牲了的，文字和感情都是真实的。一改动反而不符合当时真实情况，倒弄真成假了。
第二、应该加注，把当时以为立鹤和他父亲同时牺牲，写了这篇追悼文字的情形说一下。以后立鹤医治好了，除了腿有点拐以外，身体很好。现在在中央铁道部工作。已经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有些文字错误需要改正：
页五九第十行“参加的男女移动了。”我的原文“男女”下有“青年”二字。
第十二行“冒着雨开成了那个会”“那”，我的原文是“这”。
页六十三第十三行“我会跟着你们走的”“我”。我的原文是“我们”。
第四、页六十一第三行赵三姊，赵三姊名瑞云，潘光旦夫人。一多和我都跟着光旦叫她三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怕给她闹麻烦，所以不写名字。
最后，要作一说明。页五十九第一二行，我到昆华中学去看他，有许多读者问我，是为了什么事。今天，我可以坦然答复了，是为了布置工作，这天晚上，我劝他参加民主同盟，他同意了。并且我们相约，将来要争取参加共产党。这一句话，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和周恩来副主席、毛主席见面时，曾经向他们报告过。
四月二十九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