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大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宋庆龄与大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
刘家泉
宋庆龄被赞誉为“女中之杰”、“国之瑰宝”，不仅是因为她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也是和她为妇女的解放，为维护妇女、儿童的权益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分不开的。她是我国各族妇女尊敬的领袖，是我国近代妇女中向西方寻求革命真理、探索妇女解放道路的前驱。她为我国早期的妇女运动，特别是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长期以来是个封建社会。正象宋庆龄所指出的：旧中国“妇女和儿童遭受到最恶劣的封建压迫”（1）。从《论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到《仪礼》的“夫者，妻之天也”的封建教义；从封建统治阶级所鼓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节烈观，到长期广泛流传的所谓“牝鸡不司晨，女人不算人”，“娶来的妻，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的社会舆论，充分说明了几千年来中国妇女饱受压迫，备遭屈辱的悲惨境遇。随着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反对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的广泛开展，妇女问题开始为社会所重视。由于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的革命情谊，宋庆龄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就受到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1908年她远涉重洋到美国求学，身居海外，心怀祖国，经常从报纸上了解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从中受到教育和鼓舞。从当时反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牢笼到了标榜“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美国，更使她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礼，获得了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增强了为争取民主和妇女解放而斗争的信心和力量。早在1912年4月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她就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大学的校刊上发表了《二十世纪最伟大事件》一文，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歌颂民主与自由，说“这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而在君主制的统治下，‘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中国革命烈士，以无数赤血，已换得自由平等”（2）。接着，在1913年4月，她写了《近代中国妇女》一文，论述了提高占人类人口半数的妇女地位的重要性。她对中国妇女的前途充满信心，相信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具有最高教育水准的国家之一，妇女和男子一样获得同等地位（3）。她在《留学生在中国的影响》一文中，在谈到中国每年派遣大批男女青年到西方各国深造具有重大意义时，还谴责了缠足和童养媳的封建恶习（4）。她在二十世纪初所写的这些文章中，就已明确地提出了为妇女争平等、争自由的思想。
1915年10月，宋庆龄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后，成为孙中山亲密的革命伴侣和忠实的得力助手，在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中，追随孙中山南征北战，辛勤奔走。1921年夏，她和何香凝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分别担任了会长和总干事。她们殚精竭虑向各方筹募经费，并亲赴前线慰问将士，鼓舞士气，振奋军心，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事业。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叛军进逼，形势危急，宋庆龄拒绝先行撤离，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她坚持留下来吸引敌人的火力和注意，让中山先生离开险境。1923年7月，她又勇敢地登上了中国装配的第一架飞机，参加了以她的英文名字“洛士文”命名的飞机试飞。这些充分表现了宋庆龄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卓越胆识，也为广大妇女树立了和男子一样投身革命，献身社会的伟大女性的光辉榜样。
宋庆龄真正投身妇女运动，并为推动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在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十分重视妇女解放问题，把它做为中国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并在党的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口号，引导妇女运动走上正确轨道。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党非常重视加强对妇女运动的领导。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通过了由向警予负责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地提出了在妇女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该决议案指出：在妇女运动中“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大会确定设立妇女委员会和创办出版物，向警予任该会书记，并主编《妇女周报》。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强调“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对如何加强以工农妇女为主的妇女运动的领导，如何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参加革命的策略等作了明确的决定。在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召开的“五大”所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还作出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定》，指出：“党对于被剥削的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较之从前更加注意的去做。”“妇女是人民中最受压迫的一部分，她们在革命队伍之中，也是最为热心于革命的”。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宋庆龄与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妇女领袖，和共产党的妇女运动领袖真诚合作，脉搏相通，呼吸与共，为推进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宋庆龄在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新三民主义的指导下，论述了妇女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为在思想上发动妇女积极参加国民革命作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她正确阐明了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她明确指出：“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5）。同时指出，由于妇女占了国民的一半，只有发动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国民来参加共同奋斗，（国民革命）方才可以成功”（6）。她强调：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妇女“一天得不到解放，不但国家的机构，就是一般的人民生活和思想，也就一天不会发生真正革命性的变化”（7）。她引证孙中山所说的“国是一个大家庭”的话以后，大声疾呼，要求广大妇女必须正确处理好“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关系：“我们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8）。她还勉励国民党广大女党员，要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为之实现而奋斗，“方能达到男女平等及中国民族之解放”（9）。后来，她曾一再阐明这样的思想：“‘解放’不会是别人装在银盘子里给我们送上来的，我们必须自己争取解放”。“没有政治觉悟”，不学习“建设的基本知识”，妇女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放（10）。
她指出妇女解放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阶级解放问题。她认为妇女解放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从男子压迫下争取解放的问题，不是一个“两性的斗争”，而是反对阶级压迫的问题。她在1927年2月写的《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一文，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应当反对男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并且应当反对女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假使一方面反对男子的压迫，一方面凭借特殊的地位欺凌我们同类的贫苦妇女，这种矛盾的举动，只有使妇女的地位愈加堕落”。“妇女要求平等，应当先以平等待同类”（11）。她在后来所写的《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从一开始的时候起，我国妇女就不是在内容贫乏的‘女权主义’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12）。她号召：中国妇女之职责，“应使其姊妹均有世界眼光”（13）。要“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成一个革命的大同盟”（14），争取全世界妇女的解放。1924年11月，她在日本神户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中还指出：“在维护世界和平上，妇女是一支柔刚俱全的力量，特别是在作为东亚和平基础的日中友好事业上，妇女的活动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15）。在大革命时期，她就以深邃的眼光提出了这样高瞻远瞩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宋庆龄满怀信心地指出：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在新三民主义指导下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妇女运动将会获得迅速的发展，其速度将远远超过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妇女运动的发展。宋庆龄青年时代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到美求学，看到美国妇女所享受之自由“羡慕不置”。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她曾认为中国妇女要达到美国妇女所享受到的自由是“渺乎远矣”（16）。但是在以国共合作为起点所掀起的大革命运动中，中国广大妇女觉悟的迅速提高，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她“发觉此种观念完全错谬”（17）。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特别是大革命运动的革命实践，她认识到“男女两界思想均大改变”，而且其发展的进程，使祖母一辈视之，其“改变之速已惊骇万分”。因此，她兴奋地说：由于国民革命打破了束缚妇女的桎梏，“吾等祖母虽较美国妇女落后五百年，但吾等之女儿未始不可先进五十年”（18）。这大大提高了中国广大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信心，鼓舞了她们投身国民革命和妇女解放斗争的热情。
其次，她积极参加妇女运动的实践，为推动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的妇女领袖共同合作下，以新三民主义为指针，拨正妇女运动的航向，把妇女运动纳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轨道，组织坚强统一的妇女团体，广泛发动工农妇女、其他劳动妇女及知识妇女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中来，一改过去妇女运动以知识妇女为主的局面，使妇女运动真正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以首次国共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共产党公开组织和领导包括妇女运动在内的广大群众运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政权，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建国大计”。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偕宋庆龄离粤北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北上行动，在全国发起国民会议运动。当时，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的妇女表现出对政治运动的极高的热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电孙中山建议在国民会议中“于九种团体之外，加一妇女团体”。该会还派代表赴北京，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影响巨大。同时，上海、天津、杭州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召开成立大会。向警予、邓颖超分别被推为上海、天津成立大会主席。12月底，向警予发表《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一文，号召广大妇女要热烈地参加国民会议运动，“而且要做其中的劲旅”，为救国救民，解放妇女而奋斗（19）。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合法身份从事妇女工作，使妇女运动出现崭新的局面。根据我党“四大”提出的凡国民党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地方，本党须设法使女党员在该党妇女部中工作，以便贯彻本党妇女运动的计划的精神。1925年，邓颖超、蔡畅等先后来到了革命根据地的广州，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的负责工作，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妇女工作。
同时，根据党的“四大”关于深入开展群众工作以及应运用妇女易于接受的形式把妇女组织起来的精神，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基础上，在广州等地建立了新兴的妇女团体——妇女解放协会。1925年5月，“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在广州成立，蔡畅、邓颖超等都参加了妇协的工作。妇协的很多重要职务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如蔡畅是广东妇协的执行委员，共产党员夏松云、区梦觉、高恬波、谭竹山等曾先后担任了该会的负责工作。妇协实际上成为我党领导的以工农妇女为主的妇女运动的战斗核心组织；同时，广东妇协还聘请何香凝、鲍罗廷夫人为该会的顾问。宋庆龄对妇协的工作更是给予大力的支持。由于妇协很好地贯彻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国共两党妇女领袖密切合作，在各阶层妇女中，特别是工农妇女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作，大大促进了以工农妇女为主的妇女运动的发展。广东妇协曾帮助妇女成立工会，保障妇女的权益。如具有众多会员的广州女车衣工会，就是在广东妇协的帮助下成立的。1925年6月，在五卅运动影响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大批香港罢工工人为反对帝国主义而返回广州，其中有大批女工。妇协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对省港罢工的女工从思想教育到物质生活进行了有力的支援，还组织他们进行生产自救。宋庆龄向海外侨胞募集了十余万元巨款，支援罢工工人。这对省港罢工工人坚持斗争直到胜利起了巨大作用。
1926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压倒的优势。会上，宋庆龄与何香凝、邓颖超被选为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经过她们的努力，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发出了“妇女应急起参加国民革命”的伟大号召，要求加速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各种妇女组织”，以引导“她们加入革命战线”。鉴于发动妇女的工作所具有的种种困难，《决议案》强调应把妇女运动“列为本党特殊工作中更当注意的工作”（20）。在国民党“二大”上，宋庆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在何香凝担任妇女部长时，她也经常到妇女部与何香凝等殚心擘划，积极推动妇女运动的开展）。在宋庆龄、何香凝和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共同推动下，经过国民党“二大”，妇女运动有了迅速、有力的发展。大会后，各地妇女纷纷要求采取切实措施贯彻执行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在各地妇女的呼吁下，广州国民政府于1926年6月颁发了《助进女权之通令》，要求各省“迅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颁布各地行政机关切实施行，俾全国妇女，得由解放，而致力于国民革命”（21）。各地妇女还纷纷要求国民政府任用女职员，中华广东女界联合会甚至提出应“请政府通令所属各机关于三个月内，实行尽量任用女职员，每机关至少任用十分之二、三”（22）。广州国民政府在各地妇女的强烈呼吁下，也颁布了各机关须任用女职员的通令。上海各妇女团体还为此发起“一庆祝大会”。此外，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广东省政府还颁布了“解放奴婢”的通令等。我们姑不论这些通令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如何，但我们却不难从中看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力量和声势。
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北伐战争的胜利，在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国共两党妇女领袖的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下，妇女运动不仅在革命根据地的广东，而且在湖南、湖北和东南各省都有了迅速的发展。甚至西南、西北的一些地方也成立了妇协的组织。在全国革命高潮中，妇协会员曾达到三十万人。有的地区，如湖北省，广大妇女在农会、妇协领导下，把妇运与农运相结合，向农村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的罗网进行勇猛的冲击，显示了妇女的巨大力量。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广大妇女积极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不管是在汉口收回英租界的斗争行列里，还是在农村反对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妇女坚强的身影，听到他们响亮的呐喊。各地妇协组织还直接为众多的受封建礼教迫害的妇女伸张正义，为她们排忧解难，救焚拯溺。
宋庆龄还与其他杰出的国共两党妇女领袖为发动广大妇女支援北伐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23）。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了风云激荡的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发动妇女支援北伐战争是当时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之一。
早在1925年底，国民党中央、广东省妇女部及一些团体即发起组织国民党红十字会，由宋庆龄、何香凝等任会长，该会发表的《告民众书》中，明确指出其主要任务是救护致力于国民革命的革命军人、革命同志以及贫穷民众。强调“革命军是为我们民众谋利益的”，“我们民众想拥护自己的利益就大家同心同德，出力来拥护国民党指挥下的革命军”，解救他们伤、病的痛苦（24）。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还创办了“军人家属救护员传习所”，该所的计划由何香凝、邓颖超等起草。传习所培养的学生，后来在北伐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927年春夏，北伐军北捣黄河，立马长江，西克开封，东卷沪宁，取得了巨大胜利，也有重大伤亡。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6月集中在武汉的伤兵即逾万人，他们缺医少药，生活困难，备受伤病的折磨。当时开展救护伤兵为主的劳军运动，成为巩固和发展北伐战争胜利成果的重要保证。国民党中央妇女部，湖北省党部妇女部，湖北省妇协，都把救护慰劳伤兵列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之一。宋庆龄更以她所享有的崇高地位，为动员广大妇女投身这个中心工作而费尽心力。她曾与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伤兵救护会，为安置、救护、慰劳伤兵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亲自出席伤兵救护会召集社会各团体代表，商讨救护伤兵事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联席会议，耐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及时作出了为救护伤兵筹募经费等重要决定。为筹募开办红十字会和救护伤兵的经费，她曾积极支持并亲自筹划多次举行的义卖、义演活动。她还被聘任为国民党红十字会的征募部部长。1927年6月，她并亲自电请苏俄工联全国理事会发动各工联团体捐款救济武汉伤兵（25）。为适应救护人才的急需，她又发起组织并亲自主办看护训练班，及时将所培养的救护人才输送前线，或派往后方各医院看护伤兵（26）。为了安置伤兵，她甚至将其主办的妇女政治训练班地址腾出来作为收容伤兵之用，该班则另觅地址授课。该班学员响应宋庆龄的号召，不但亲自到医院看护伤兵，还走街串巷进行宣传劝募，为救护伤兵募集了大批的款项、毯被等。宋庆龄为了救护伤兵，支援北伐战争，真正做到了为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对细微末节也常常关心备至。
宋庆龄之所以不遗余力发动广大妇女投入救死扶伤的劳军运动，正象她在1927年5月发起组织北伐红十字会成立大会上致词中所说的，是为了支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战争，是为了救护那些为求大多数同胞的生存与幸福，为世界民族的自由与和平而战的革命志士这一崇高目标。宋庆龄和其他杰出的妇女领袖发动广大妇女开展劳军、支前活动，不但使广大妇女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使妇女解放运动和革命战争结合起来，为后来妇女运动更有力地支援人民战争，和武装斗争更紧密地结合，作出了良好的开端。
主办妇女训练班，积极培养妇运骨干。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获得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宋庆龄和其他杰出的国共两党的妇女领袖非常重视妇运人才的培养。在她们的共同商议下，1926年在广州举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何香凝任所长，蔡畅任教务主任，共产党员恽代英等任教员，周恩来、蔡畅、邓颖超曾来所讲课。它与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齐名，当时被称为“两所一校”，为开展大革命运动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妇运骨干。为了冲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罗网，提高广大妇女的政治觉悟和文化、专业知识，培养妇运干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妇女部、妇协在广大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协助下，还大量开办妇女运动人员训练所以及半工半读、日工夜读的妇女劳动学校、文化补习学校以及省港罢工工人妇女工读传习所等等。它们的教学内容，正象邓颖超在《民国十四年的广东妇女运动》一文中强调的，“除知识灌输外，注重主义的解释”（27），使学员成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妇运干部。
1927年2月，宋庆龄在汉口主办了著名的妇女政治训练班，并亲任班主任，为培养妇运骨干，作出了重大贡献。她为妇训班的开办特发出了《敬告全国女同胞书》，指出妇女要获得“自己的权利，是要自己奋斗来做代价的，指望别人恩舍是靠不住的”。要奋斗，就必须提高妇女的觉悟，增长自己的才干。“我与同志们，在湖北创办一个妇女党务训练班，指导你们党务政治一切实用知识”，正是为了通过训练来提高妇女觉悟（28）。接着她在《论中国女权运动》一文中又指出：“余所倡办之妇女政治训练班，其目的即在根据现在之背景，国民党之主义，着手训练政治领袖”（29）。在妇训班的章程中，明确规定该班的宗旨，是为了培养“了解革命意义及世界趋势，养成革命实用妇女人才”（30）。并提出“期于最短期间养成干练党员”（31）。这些都充分说明宋庆龄开办妇训班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直接为妇女解放，为国民革命服务的，具有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富有求实精神，能够开拓局面的妇运干部。为此，妇训班坚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一方面开设“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国际政治近况”等十余门理论课程，并聘请著名共产党员张太雷、恽代英等担任教授，使学员充分掌握革命的理论；同时在学习期间积极组织学员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到农村、工厂、学校、街道进行革命宣传和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为了培养妇运干部，宋庆龄不但亲自主办妇女政治训练班，而且不辞辛劳亲到汉口妇女协会等团体作妇女运动问题的讲演。经过妇训班、妇运讲习所等各种班、所培训的广大妇女干部，对直接推动大革命时期蓬勃发展的妇女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不少人后来成长为各个革命时期的妇运骨干和妇女领袖。
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经历了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虽有所发展，但只有在首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随着大革命的洪流，才得到了真正群众性的蓬勃发展。正象何香凝在1926年8月《为廖仲恺殉国周年纪念敬告民众书》中所说，国共合作以后，“妇女运动才被视为与农工运动同样重要，于是素来沉寂的妇女运动突然高涨，使革命运动增加了不少势力”（32）。在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岁月里，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她非常尊重共产党杰出的妇女领袖邓颖超、蔡畅等，并充分肯定她们对大革命运动、妇女运动的重大贡献。后来她回忆这个时期的妇女运动时曾指出：“邓颖超，蔡畅是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对当时的运动是有莫大贡献的）”（33）。她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推进革命事业特别是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回顾大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缅怀宋庆龄对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丰功伟绩，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国共合作，革命事业就能胜利发展，中华民族便能兴旺，从而更激励我们为实现宋庆龄生前时时系念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为祖国统一、中华腾飞而奋斗。
纪念前驱，昭示后人。缅怀宋庆龄对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伟大贡献，还激励我们学习她为妇女解放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终身不倦的高贵品德，努力继承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优良传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注释：（1）《宋庆龄选集》，第207页。（2）1912年4月《威斯里安女子大学校刊》。（3）1913年4月《威斯里安女子大学校刊》。（4）《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学生文学杂志》，1911年11月号。（5）、（6）、（8）《宋庆龄选集》，第14页。（7）《宋庆龄选集》，第38页。（9）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18日。（10）《宋庆龄选集》，第216页。（11）《宋庆龄选集》，第14—15页。（12）《宋庆龄选集》，第156页。（13）《宋庆龄选集》，第17页。（14）《宋庆龄选集》，第15页。（15）日本《神户又新日报》，1924年11月30日，转引自日本《中国研究月报》，400号纪念特大号，第16页。（16）、（17）、（18）《宋庆龄选集》，第16页。（19）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30日。（20）《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8页。（21）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3日。（22）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26日。（2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9页。（24）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25日。（25）《晨报》，1927年6月27日。（2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8日。（27）《妇女之声》，第4期，1926年1月1日。（28）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20日。（29）《宋庆龄选集》，第16—17页。（30）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3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7日。（32）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9日。（33）《宋庆龄选集》，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