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的基本功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的基本功
华山
当代名记者华山，近年来因病长期住院。他以顽强乐观的精神同疾病作斗争，在病榻上写了两万多字的《我当记者》。《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的基本功》是《我当记者》中的一节，特选出刊登于下。
——编　者
周恩来总理说：“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
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是丝毫动摇不得的。
但是，新闻要真实，光有好的愿望不成，还要有过硬的记者基本功。即记者的采访基本功和写作的基本功。不重视磨练基本功，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是很难做到的。
我到华北新华日报馆，总共五年，刻过五十多帧木刻，写过六十篇以上的文稿，都是写的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和现在记者的工作方法有点不同。现在记者的分工很细。我们却是碰到什么就采访什么，千方百计采访到手，同时，准确地写出。什么形式都有。总之，要采访到手，要写得准确。现在回想起来，我练基本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事实是新闻的生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那不行。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就更不允许。但是，要求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这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又是一回事。
不是我亲自采访来的材料，我是从来不写的。这不是我不相信别人，而是怀疑我自己的判断能力。不到现场，不到第一线，不到事情发生的地方去，怎么能做出正确判断呢？所以一个新闻记者，要养成一种习惯，叫做：多管闲事，好管闲事。有事情，就往现场跑，往第一线跑，往出事的地方跑，到那里去调查研究。当然，到了现场，也未必什么都看到，什么都听到。所以还要嘴勤脚勤，跑跑问问，找目击者，找当事人，找知情者，找一切有关的人，可以提供线索的人。这里，倒不必害怕道听途说，因为有那么多方面的客观事实，摆在跟前，你完全可以做出判断。特别是采访一个战斗，一位战士，他冲上前去，注意力都在敌人方面，都在消灭敌人上面，都在互相配合的几个人上面，就是战斗英雄本人，有时也讲不清楚当时自己做过的事情（往往自己负伤了也不知道）。可是，如果你把当事人，目击者，知情者，和战斗有关系的人，搞情报的，打掩护的，打配合的，打钳制的，都谈一谈，哪怕三言两语，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把整个战斗场面，很鲜明地摆在你的面前。到现场去，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得到的。比方打仗，一个敢死队，要去打开一个突破口，你要去，人家就不同意，因为人家要对你的生命负责，还嫌你不会打仗，碍手碍脚。另外，你只有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到很多现场去。你跟上突击团前进，就跟不了后卫部队或者其他单位。是不是因此就不必要到现场去了呢？不。当时不能去，你事后还是可以去的。特别是重点现场，这对采访很有好处。到现场去，你就能和采访对象亲切起来。你问他：“你冲锋的时候，是走小白楼那边呢，还是小青楼那边？”他一听，马上就乐了，亲切起来。有的战士，打仗很出色，就是个“没嘴葫芦”，多复杂的事情，他一两句话就讲完了，要采访他呀，真困难。可是他是个英雄，重点人物，还非采访不可。比方说，一个爆破英雄，要通过很多障碍物，去爆破敌人的碉堡。障碍物前面就是敌人的屋脊形的电网，电网上挂有铃当，一碰就响。在屋脊形电网之间，还挖了很多绊脚坑，有的绊脚坑还埋有地雷，地面上还有绊脚雷，还有竹签子、铁钉子，我进城的时候，走到这里就大吃一惊：爆破手当时是怎么通过的！我找到了他，请他谈谈，那个大红窑的地堡群，是怎么炸开的？他笑笑说：“一上去，就炸开了。”我说：“路上那么多障碍物，你怎么能通过呢？”“我通不过，怎么上去炸呢？”“你先讲讲，你是怎么通过屋脊形铁丝网的？”“哎，我一铰开就过去了嘛。”我说：“那是电网呀，是高压电呀。”“我那么笨，不用保险钳！”我说：“敌人打那么多照明弹，他看不见你？”“我一动不动，他们能看见我？”“你动手铰他能看不见？”“嗨！我那么笨呀，他照明弹亮的时候，我早观察好了，照明弹一灭，我就咔嚓一钳子”。“铃当掉下来不响？”“我不会先铰掉呀！照明弹又一亮，我又观察，又铰开了一个口子。”“你踩了绊脚坑没有？”“我踩它干吗？照明弹一亮，我就观察好了，照明弹一灭，我就爬过去了。绊绳地雷也一样。我不碰它，它能碰我呀。倒是那个竹签子、铁钉子厉害，可也叫我一根一根拔掉了。那个红窑地堡，倒是有一排人，但是，他是封锁正面的，我可爬到后面去了，打仗就怕掏屁股，我给他后门塞了一个炸药包，装上雷管，嗵一声，炸了个大揭盖，那一排人，连死带伤，也不知道多少，反正都跑了……
象这样一般战斗过程，碰上了“没嘴葫芦”，又不能一点一点去抠，怎么能交待清楚呢？一个人连夺七个地堡，又怎么能叫人相信呢？记者亲临其境，做现场采访，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你采访到的东西，有切身感受，有现场实感，有强烈的现场气氛，读者读了你的报道，就象同你一起到了现场，共同感受一样，就有趣多了。一个记者勤跑现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接触很多的人，很多事情，很多新闻线索。能帮助你提高观察人的能力，大大扩大你的知识面。这一点是蹲在机关里没法做到的。有的人，做起阶级分析，头头是道，可是一到了集市上面，谁是地主，谁是贫农，就分不清了。其毛病就在于没有感性知识。
采访基本功，最主要的是关心采访对象，要了解他，理解他，在生活上和他打成一片，在炮火下，一起期待着黎明的胜利消息，总要交朋友吧。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前提，要有群众观点，相信群众是英雄，群众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包括文学语言的创造者。如果你认为群众不高明，你才高明，你怎么会向他学习呢？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群众都比你高明，哪一方面都比你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再不如你的群众，也会有一点两点比你强，这一两点就值得你学习。比方说山洪暴发，很多经过大江大河的人，就是泅不过去，可是山里就有一种人，不会游泳，却会爬浪，三爬两爬，就爬过对岸了。就凭这一手，就能把缆绳拉过河去，被浊漳河隔断了的部队，都能攀着绳子过河，到达北岸，登上巍巍太行，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他这一点，不比你高明？实际上，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他是力量的海洋，智慧的海洋，每天都汹涌澎湃，自强不息。如果你善于向海洋学习，你的知识，你的力量，不也象海洋一样广阔了吗？实际上，我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发现每个战斗连队，都有很多人善于讲故事，善于说快板，善于描述他们的生活，而且非常动人，非常朴素，幽默风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记笔记，都喜欢记对方的原话，越多越好，简直成了一本卖豆腐的流水账。尽管材料杂七杂八，鸡零狗碎，但是整个翻开，就象部队生活的一面镜子，能理出好多头绪来。世界是复杂的，世界上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你要新闻做到完全真实，你首先就要学习群众表现生活的本事，因为群众天天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自然要说出前人没有讲过的话；离开这些话，你还真难把事情讲清楚呢。其实不只是一个新闻记者，就是一个作家，练好语言的基本功，也是很必要的。那时候我们好讲高尔基、加里宁论通讯文学，在通讯上又加上文学两个字，而且号召文学初学青年，要学写新闻通讯，要多写新闻通讯，写不出，也要硬写，一定要做到：看到的东西，都能写出来。据说，大作家莫泊桑向福楼拜求教，带去了自己好多精彩之作，让他指点。福楼拜却不看，一定要他把每天看到的日常东西，准确地描述出来。用最简练的笔法，写出最生动的形象，这样练下去，才能练好写作技巧。文学家都那么严格要求，新闻记者怎么能够不磨练呢？必须知道，一个作家，他可以只写他认为好写的东西，认为有意义的东西，认为可以表达天赋的东西，爱写不写，都有他的自由。新闻记者就不同，凡是新闻，你就有责任非写不可。而且写得完全真实，符合事实本身。不苦练基本功怎么行？写作基本功，也可以说就是语言基本功。你的采访笔记，你的日记，你的札记，要随手记下你采访对象的语言，不是用你自己的语言转述，而是按照他本来的样子记下。也不是每一个字都要记，有的是粗俗的，文法不通的，意思含混的，只有少数人懂得的，象这样的语言，当然就用不着去记。但是其中也包含大量精彩语言，表现力强，鲜明生动，说来上口，听来入耳，这就是群众口语当中的精华，要善于选择，加以剪裁，去粗取精，整理提炼，就会成为我们现代汉语中的宝贵财产。现代汉语这几十年来，听不懂的书面语，越来越少，群众口语，越来越多的成了书面语言。在几十年的人民大革命中，我们中国的群众口语，和书面语言，越来越趋于一致。不仅见诸演说、报刊，而且见诸文学名著，这是个伟大的发展。离开大革命还真是不可多见的。试看赵树理，及其代表的一批解放区作家，他们的口语和书面语言，结合得多好（农民口语和书面语言大量结合。真是很了不起的）。今天我们讲话，感到运用自如，语汇很多，现代汉语，不愧为现代世界上极丰富的，表现力极强，极优美的，拥有人口最多的语言。这是近几十年来人民大革命中磨练出来的。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在语言方面的积极发展，要发扬光大。今天的语言，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好多生动活泼的语言，在好多高水平的作品里边，都出现了。当然也还另有一种现象，有的作品的语言，工人不爱看，农民不爱看，知识分子不爱看，企业家、事业家们也不爱看。这种苍白无力的语言，随心所欲编造出来的语言，应该说是民族语言的一种倒退。应该多多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加以改变。
我学习群众语言，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很了不起，仗是他们打的，他们讲打仗，也是战场的节奏，干净利落，非常生动。我一到部队，就象看到了一个新世界，正在从根据地的地平线冒出来。我是把根据地发生的事物和人们所讲的语言，当作一种新人，一个新的世界，来记录的。什么都可以丢掉，就是笔记本不能丢。可是到了1943年，斗争环境实在太艰苦，我把笔记本、日记本、文稿、手印木刻等等宝贵资料，用一个公文皮包装起来，塞得满满的，背着它行军，实在是一个太重的负担。有位白苏同志，他是我们报社很好的通讯员，在后勤部工作，他热情地对我说，“把你这包材料，交给我保存吧，我们后勤部搞了几百个岩洞仓库，非常保险，不怕潮湿。我把你的材料，放在最保险的一个犄角上面，抗战胜利了，再给你拿出来。”我当然挺高兴，就用布包好，缝好，写上“《新华日报》（华北版）特派记者华山材料。”非常放心。谁知1943年的5月大“扫荡”，白苏同志光荣牺牲了，这个文件包再也没法找到。那么大的仓库，找那么小的一个包包，怎么找？几十年过去了，我还不死心，如果哪位同志发现了，还给我，我是多么地感激呀。不过，我还是有收获的。这五年我养成了随手记笔记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