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政治条款——美制对日和约草案空白的一章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没有政治条款
——美制对日和约草案空白的一章
李纯青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结束战争的和约应贯彻作战的目的。对日战争最大的目的之一，在打倒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以民主自由。这一目的，在波茨坦公告中曾明白规定，应付实施，不容美国任意歪曲或抹煞。
波茨坦公告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的新秩序，势不可能建立。”第十条又规定：“日本政府必须把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加强的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与思想自由，以及对基本人权的重视必须成立。”第十二条规定：“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根据这三条规定，在消极方面，应消除：１．领导侵略的“威权”，２．领导侵略的“势力”，３．“民主的障碍”。在积极方面，应保证：１．“日本人民的基本自由与人权”，２．依据人民民主产生一“和平倾向及负责之政府”；以消除日本军国主义，保障远东和平。
这些目标应规定在和约之中，对意大利和约便是如此规定的。该约第十五条规定：“意大利应采取必要之措施，保证意大利统治下之全体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宗教，均得享受人权及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及政治结社自由）。”这是积极一面的规定。该约第十七条：“依照停战协定第三条之规定，意大利已实际解散意大利之法西斯蒂党组织，并同意嗣后如有类似政治、军事或半军事之团体组织，而其目的在剥削人民之民主权利者，在意大利复活时，应加以禁止。”这是消极一面的规定。
美制对日和约草案应有的政治条款则是空白的一章。虽在序文上有极简单的几句，即：“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及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在其国内建立安定与幸福的条件，此点由日本战后立法已开始实现。”这几句含糊其词，既非政治条款，更无法律的拘束力。
按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和第五十六条乃属“国际经济及社会合作”的范围，所谓“安定与幸福的条件”是空泛的，纲领性的。第五十五条虽列出三项宗旨，末了一项为：“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遵守与尊重，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但联合国对各会员国，只能“促进”，不能强迫施行。因此美制对日和约草案序文所载，对日本并无强迫性，并无法律权力，日本可以不尊重人权及基本自由，可以任意复活法西斯政治而无所禁忌。再说，美国的联合国丧尽了国际道义的尊严，歪曲了和平民主的意义，当然不会给日本反动派为难，不会去“促进”与美国利益相违反的日本的真正民主。
即使如此，序文中在刚刚说出了一线光明之后，又立即为“此点由日本战后立法已开始实现”所抹煞了。就是说，日本在战后立法中，已实现了“安全与幸福条件”，一切都很民主，对日作战同盟国在和约中对战败国日本的政治不应再有所要求了。
对日作战的同盟国，特别是中国和苏联，绝对不能容许美国这样非法无理地抹煞对日作战目的，非法撕毁波茨坦公告对日本政治的庄严规定，绝对不能容许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复活，让美日反动派压迫日本人民民主，及在侵略行为上互相勾结，破坏远东和平。
根据波茨坦公告规定，应剔除领导日本对外侵略的“威权”。什么是“威权”？没有第二个解释，“威权”就是裕仁及其天皇制。
在法律上，旧日本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是最高统治者。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他兼有政治与宗教的权威。实际政治当然负责。对美英宣战是裕仁天皇颁布的诏书，侵略中国的军事行动及重大决策，都经他裁可。据近卫日记载：太平洋大战爆发前，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曾问：“若日美战事发生，陆军确信若干期间可以结束？”近卫所“最感痛心……”的是：“……统帅权问题，政府毫无发言权，而能同时抑制政府与统帅部双方者，惟陛下一人。然而陛下……”从这些话中证明裕仁并未反对对美英开战。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御前会议，他决定结束战争，八月十四日又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裕仁天皇不但是开战的威权，也是投降的威权。
裕仁是不能逃避侵略战争的责任的，他应该是甲级头号战犯，又是一九五○年二月一日苏联所提出的违反人道的第一名细菌战犯。美制对日和约草案对日皇裕仁及其天皇制一字不提，裕仁及其天皇制的地位概在美国指令的日本新宪法（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起实行）中早予确定了。
新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为日本国之象征，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其地位，基于主权所存之国民之总意。”既是“象征”，又是“国民之总意”，用这两个字眼，确定天皇统治日本的皇权，已经“人民表示意志”，取得合法的地位。根据新宪法第三条：“天皇关于国事的行为，必要承认内阁之助言，内阁负其责任。”这个“助言”等于“奏议”或“台谏”，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威权”仍是以天皇制度为其集中的代表（当然，这主权是归美国指挥的）。
再说，日本的侵略哲学，日本主义的精神基础，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主义对内以日本为一个家庭，天皇是家长。对外则由亚细亚主义发展为东亚协同体。在军部，就成了“八紘一宇”的皇道派，由上原元帅以迄荒木、真崎、柳川，这些少壮军人都自诩为皇道派。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日本版。一切神秘力量，都以封建的天皇为威权。这种威权即侵略的精神根源，在统治阶级看来，甚至比国家还重要。据木户日记写东条下台，近卫在重臣会议席上说：“我以为左翼革命，比战败还要危险。战败尚可保持皇室国体，革命则不然。”所谓皇室国体就是天皇制。保存天皇的重要性超过一切。而现在，美国已给战败了的日本保存了天皇制，庇护着头号战犯裕仁，玩弄着这个“二皇帝”，利用天皇及天皇制，做为复兴日本军国主义以侵略亚洲的工具。
根据波茨坦公告规定，应剔除领导日本对外侵略的“势力”，什么是侵略的“势力”呢？侵略势力是包括军部、财阀及一切法西斯组织而言。
日本陆海军军部当然是一种侵略“势力”，这种势力虽已被打倒，其残余力量仍在日本国内到处活跃，美国对他们不但允许其存在，且加以直接间接的鼓励与扶植。日本旧军人在日本再武装中纷纷再起，已成为美国的宠儿。宇垣一成的组阁曾呼之欲出；根本博曾大张旗鼓为蒋介石招募义勇军；河边虎四郎在东京京桥明治大厦设立办事处，筹划建立“日本防卫军”；国家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厅公开成为日本旧陆海军军人的大本营；这一切，都说明了日本军阀残余势力尚未消灭，这是必须“剔除”的一种侵略“势力”。
财阀也是过去领导侵略的一种“势力”。军阀打的“天下”，终为财阀所得。例如本庄繁的关东军侵入“满洲”，最后则是鲇川义介的满洲重工业会社得了“满洲”。当时这类财阀叫“亲军财阀”，其集团，除鲇川义介的日本产业会社外，尚有森矗昶的炼钢业，野口遵的化学工业，中岛知久平的飞机工厂产业，南进的石原广一郎等，都直接间接经营着贩卖“死人”的事业，无不以军需景气而致暴富，他们不仅支持而且教唆着军阀发动战争。所谓旧财阀，如三井、三菱、住友、太仓等，“九一八”以后，也都积极地参加军事生产了。三菱重工业制造飞机、军舰、坦克，是日本最大的军需工业，其力量压倒任何新兴财阀。三井也可媲美。住友的炼钢、炼铝及化学工业，为军事服务，都十分著称。大仓则本是军火商人。浅野造船、炼铁、化学工业均有雄伟的力量。新旧财阀是侵略的原始“势力”。
战后这些日本大财阀没有得到应得的惩处，日本财阀没有一个列入甲级战犯受审判，相反的却受着美国的庇护，追随美国疯狂的备战，又在发展贩卖死人的战争工业了。这些大财阀与美国统治阶级互相勾结，基本上已经变成美国的买办，日本的战争工业基本上已经变成美国的附属的工业，故美制对日和约草案对于解散日本财阀根本不提。
日本法西斯组织是复杂多样的，军部财阀当然是法西斯的一种面目，但更有许多团体纯然以法西斯理论与行动出现并以此号召，构成了侵略势力之一部。一切法西斯团体，都带着封建的神秘主义，像“爱乡塾”、“神兵队”、“血盟团”、“五一五”以至“二二六”事件，无不阴阳怪气，充满了封建色彩。这些光怪陆离的所谓“民间的”法西斯团体，与军部结合，宣传并进行对外侵略。日本法西斯在投降时曾组织了一百个团体，一万人以上的大集团，潜入地下，发展组织。一九四六年乘大选的机会，便有许多法西斯团体出现。如儿玉誉士夫系的日本国民党，笹川良一系的全国勤劳者同盟和立宪青年党，以及自治皇民会、皇民战线协议会、天皇制奉护同盟等等，其选举的口号是一致的：即“绝对拥护天皇制”。一九四七年年底，这些法西斯组织，由救国立正党领导，联合组成了全国反共团体协议会。据日本警察厅调查，仅在东京一地便有二百五十个“右翼团体”，全国总数为一千六百二十个。著名的法西斯头子，如橘孝三郎、井上日昭等仍然在日本拥有莫大势力。北日本青年党、农民党、菊旗同志会各种新的法西斯团体，在美帝孵育鼓励之下，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美制对日和约草案，没有一字提到禁止法西斯组织。
波茨坦公告另一规定为应消除民主障碍，使日本人民得以“自由表达意志”“建立倾向和平及负责的政府”，所谓“障碍”，首推与其他反动势力共负侵略战争责任的官僚。日本军阀田中隆吉写一本暴露日本内幕的书说：“应作人民公仆的官吏，变成了军属化，他们对军部，怕得像老虎一样。但是，几乎支配国民生活全部的经济实权，都操在军属化的官僚手里。”所谓官僚军属化，主要意义是日本政治庞大的官僚机构，都在为侵略战争服役，它组织并支持侵略战争，执行统治任务，镇压国内人民。战后有些官僚曾被列名加以“整肃”（多数则被遗漏了），不得参加公务活动，但所谓“整肃”，不久便一批一批地陆续解除。这些罪恶的官僚分子，已变成美帝国主义统治日本的走狗，仍然在日本政权占据要津，作威作福。
波茨坦公告积极方面的规定之一，是要保证日本人民获有基本自由与人权。日本现状与此完全相反，美日反动派完全剥夺了日本人民的基本自由与人权。工人的罢工权利被剥夺，集会游行示威被禁止，所有民主的出版物都被禁止发行；镇压言论；以思想问题为理由从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整肃进步分子；反对战争的爱国者受到美国的军事裁判；旅日朝鲜人民的各民主团体被解散；“整肃”日本共产党二十四名中央委员；在不久前镇压“和平之声”的措施中，更有七百个日共党员和爱国者被非法逮捕；参加世界工联的“日本全国工会联络协议会”总部被解散；一九五○年五月三十日东京群众举行反战与要求独立的游行示威时，竟毫无根据地以殴打美国宪兵为借口，对八名爱国青年处以十年及十年以下的苦役。最残酷的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为镇压当时在斗争中的国家铁路工人，美占领军指使制造了火车出轨事件逮捕了二十名日本共产党员与爱国工人，这就是所谓“松川事件”，一九五○年年底，日本的殖民地的审判判处松川事件的五名无辜者以死刑，五名无期徒刑，其他十人被判处总计九十五年半的有期徒刑。
这一连串的事实，告诉我们美国帝国主义者在如何残酷地镇压日本人民民主与剥夺日本人民的基本权利，美制对日和约草案，没有保障日本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有效规定，这是美帝国主义有意识地套在日本人民头上的锁链。
波茨坦公告积极方面的规定之二，是要“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和平倾向及负责之政府”。日本现状与此完全相反，日本人民根本没有“自由表示意志”的权利，日本反动政府更不是一个“和平倾向及负责”的政府。每次选举都在威迫利诱下进行，美日反动派一再公开说：“谁选举共产党，谁就将被取消米的配给”。日本人民为了吃饭，被迫放弃自由表示意志的权利，在这基础上所产生的战后历届日本内阁，事实上等于由美国命令指派，政权转来转去，无不落在亲美的日本买办官僚手中。以吉田茂为首的现任内阁，就完全是美国的走狗，这个内阁正在日夜进行日本再武装的工作，公开表示援助美国侵略朝鲜。它丝毫没有“和平倾向”的可能，它丝毫不能对波茨坦公告及对日本人民“负责”。
美制对日和约草案这空白的一章，包含了如上所述各种毒辣阴谋，故意将其阴谋遗漏在条文之外，这是何等可诛的居心，何种卑鄙恶浊的诡计！
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亚洲其他各族人民应团结起来，撕毁这个美制对日和约草案，赶走美国侵略者，剔除买办的、残余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给日本民族以独立与人民民主，实现对日战争的目的，保卫远东持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