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学校”
　　本报通讯员　丰收　樊凯　本报记者　李渡
位于终年闪着银光的博格达峰下，距新疆阜康县不远的土墩子劳改农场的所在地，相传在唐代诗人岑参出任北庭支度副使时，还是兵丁兴盛的烽火台。如今，岁月的黄沙把它改变得只剩一堆隆起的黄土。
“……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四月犹自寒，天山雪蒙蒙……”当年，岑参以瑰丽的诗句与他的好友宗学士道别。今天，土墩子劳改农场大队长刘喜将一个大西瓜递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军人手里：“没什么送你，这是今年我们开荒生产的，也有孩子的汗水。带给他母亲吧。”
军人是总后某部的干部，千里迢迢来新疆看望服刑的独子。接过西瓜的时候，他的眼睛模糊了。但这时候的泪水苦涩中夹有甜蜜。探监两天来的所见所闻不断抚慰着他为不肖之子操碎了的心——他的鹏儿身架高了，黑里透红的脸膛显得英气勃勃。儿子告诉他，体重增加了十几斤，治也没治，胃病却好了。走进儿子的监舍，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脸盆一条线，毛巾一条线。在“改造园地”前仔细地看着儿子写的改造体会。字规矩多了，写得也有条理。当做父亲的看到“艰苦能磨炼人的意志”时，心里不由地动了一下：儿子终于懂事了。“不能光写，要干出个样子。”他对儿子交待。“干得不错。1984年评上了改造积极分子，已报减刑了。”刘队长告诉他。他惊喜短短一年时间，儿子有了这样大的进步。更叫他难以置信的是，大队为他洗尘的一桌堪称丰盛的饭菜，全是当年开荒收获的果实。这时他才知道，大队的农副业生产收入了三万二千元。如果不是注意到铁丝网围成的围墙，这里的一切都象他刚参军时的部队学校。
2月13日中午，我们驱车到离阿克苏市不远的一个劳改队。南疆春早。阳光下，散发着清香的耕地云烟氤氲。走进一人多高砖砌围墙的大门，就看到平整的篮球场和足球场。篮球场上身穿天蓝运动服的青年正在打球。
“师劳改处春节要组织篮球赛，我们在赛前练兵呢。”陪同我们的中队长介绍说。从一张张红扑扑汗涔涔的脸上，我们看到了青年人固有的青春活力。
文化室里有正在作画的。好一幅“松鹤图”。中队长告诉我们，这是专为布置会议室制作的。房子紧里边，几盏为迎接春节制作的宫灯堪称玲珑。制作者很有礼貌地给我们逐一介绍。文化室隔壁的房里正在排练节目，鼓乐声声，歌声阵阵。
宿舍上下铺很整洁。正是中午休息时间，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看书，也有坐在门口晒太阳聊天的。有一个年青人正在宿舍看小学课本。我们和这个叫蔡武鸿的汕头青年交谈起来。他1965年10月出生。因犯抢劫罪判刑七年。刚进疆时，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是最初叫他上扫盲班他还不愿上。
“现在我想学。不认字就象没有眼睛。在家要识字，就不会到这里了。”这个稚气未脱的青年悔恨地告诉我们。
我们了解到，在调疆犯人中有不少象蔡武鸿这样被称作“文盲加法盲”的失足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劳改农场普遍办起了扫盲班。有的支队还办起了初中班、高中班。教学形式多种多样。有的结合当地开发史、监规纪律、哲学、历史等内容编写了通俗易懂易记的《改造三字经》。有的自编课本，学文化，学历史，学农业技术。
“家里知道我学文化了，很欢喜。给我寄来了钱让我买书订报。我准备订《中国青年报》。”临分手时，小蔡在记者的采访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上了他的名字——蔡武鸿。
“要没有这围墙，我真想在这里学两年。”中队长笑着对我们说。我们相信他说的不全是玩笑话。十四五个劳改中队的所见所闻早已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概念：特殊学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陈实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在有关会议上说：所有的劳改支队都要办成培养人材的学校。每一个走出铁门的人，不仅要拿到刑满释放证，还要有文化学历证，技术等级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