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江南无封建”？——土地改革中的苏南农村访问记之一部分（续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谁说“江南无封建”？
——土地改革中的苏南农村访问记之一部分（续昨）
清华大学教授 潘光旦 清华大学教员 全慰天
三、“租米重”
苏南农村普遍流行一首歌谣：“农民背上二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农民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这首歌谣反映着血泪的现实。“租米重”，就是第一把刀，是地主剥削用的第一种武器。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为农民离了土地便没法从事生产，便没法活下命来。而大部土地又被封建地主所占有。因此农民不得不向地主阶级租种土地，每年付出高额的地租。在农民看来，土地不租也得租；地租不付也得付，丝毫没有选择第二条路的自由。农民对地主的租佃关系，并不是普通买卖关系，可以合意则买，不合意则不买。农民永远不能从地主手里合意的租到田地，而且往往是在越加不合意的情形下，越加不能不租。因之，封建土地制度下的租佃契约，百分之百是片面的，只有农民写字据交给地主，保证按时缴纳“干圆净洁租米，无论天年水旱，不得短少升合”；却从来没有地主写什么字据交给农民的。这是在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必然现象。就这样，第一把刀插到了农民的背上。
全国一般的情形，是农民要把一年全部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苏南也并不例外。吴县农民说：“六棵稻里有三棵是要交给地主的。”在现有生产力情况下，这种租额是叫农民够受的。如无锡梅村区强家桥，农民耕种一亩田，平均生产费用为大米七斗五升，生活费用为五斗六升，而全年正产物收入为二担二斗，两抵只剩余八斗九升。可是每亩要交百分之五十，即一担一斗作为地租。因之不足二斗一升。这不足之数从那儿补足呢？除了把必须生活费用由五斗六升减少为三斗五升外，再没有别的方法。这就是说，这种租额的剥削，不但攫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侵夺了农民的必要劳动的百分之四十。
但上述百分之五十的租额，还只是一般所谓“正规租额”。“正规租额”，在苏南也有高于百分之五十的。好比嘉定与宝山一带通行的“脚色田”，租额就占到全年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但这方面情形，暂撇开不论。即以一般占产量百分之五十的“正规租额”说，实际上，由于地主阶级各种乖巧与毒辣的额外盘剥，农民缴纳租米的数量比这要多得多。且举几种额外盘剥的方法如下：
“押租”与“预租”。在押租方面，如奉贤农民租一亩田，要先交五斗至一担五斗米给地主。金坛一亩的押租是大米八十斤至一百斤。常熟高英乡，抗日战争前每亩为伪法币三十至四十元。无锡更有个别佃农每亩要付出大米五担，押租简直和地价差不多。在预租方面，如南汇，一九四八年就交了一九四九年的一部分地租，每亩最少是稻子七斗五升，最高的是一担。押租与预租经常使农民欠下债务，使地主更增加一笔高利贷与投机买卖的本钱。
“逾限加成”。这办法在苏南也很普遍。好比松江一带，地主每年收租日期有所谓“三限”：冬至前第十五天为“头限”，头限内可按规定租额交租；冬至前第十天为“二限”，二限内交租，照原额加收一成；冬至后第七天为“三限”或“满限”，限内交租再加一成。如果过了满限还交不清租米，有的地主就派许多地痞流氓与打手等到佃户家大吃大喝，凡是能吃的东西都要，非强迫着交清了租米不走；有的地主就勾结反动政府派枪兵把佃户捉去吃官司。
“大斛大斗”。我们在无锡参观土地改革展览会，看见有一张照片上照着江阴杨舍镇所搜集到的大斛、大斗、大升共三十多个，都是地主收租用的。其中童兆芙的斗，比普通斗大二升；常士龙的斗大一升八合四勺；缪纲裕的二斗五升的斛有普通三斗大；郭枫崖的升，一升就大三合。在吴江展览会上也看到，地主吴鹤卿的五斗斛比普通大一斗，女地主张爱珍的五斗斛比普通大五升。在常熟展览上更看到，该县练塘区地主李岳夫的五斗斛，竟有六斗六升之多。农民因此有一首歌谣：“看见五斗斛，佃户全家哭；明算五斗斛，实在六斗六！”李岳夫收租一担，等于收租一担三斗二升。我们还不敢担保：大斛大斗中没有其他更超过李岳夫的纪录的咧！
“虚田实租”。在常熟，我们曾看见南丰区地主谭谦特别制造的一张丈量田地的弓，弓口只有四尺四寸，较普通规定的大小短少四寸。农民告诉我们，这张弓是专为出租田地时丈量用的，它可以使大小只有八分的一块田，在出租时变为一亩，以后即照收一亩田的租子。吴江农民代表周富林，曾在苏南农代会上说：“……有一天，我问我爹：‘我俚租的地主吴小澜的田，说是八亩六，为啥我看来看去却没有？’我爹叹口气说：‘农民种地主的田，那里有个十成田？他的八亩六分田，中间夹块芦塘就是一亩六，实田只有七亩。你爹不是不知道这回事，无奈穷人没田种的苦，千刀万砍也只好吃下来！’听了爹这些话，我气得哭起来。”可是，在当时封建地主统治下，气得哭也还是得多交一亩六的租呵！
“精打细算”。我们在常熟土地改革展览会上，看到了该县南丰区龚国太特别制造的大算盘。共有二十一档，比普通十三档的多八档。“盘剥农民，难道十三档的算盘还不够用么？”我们总算上了新的一课。
此外，佃户在过年过节时要送地主一些礼物，例如一只肥鸡呀！几升赤豆呀！一捆甘蔗呀！二、三十个鸡蛋呀！地主家有红白喜事，佃户得抽工夫出来帮几天忙。地主下乡收租或上坟，烟酒招待一番也是免不了的。佃户在这方面的支出也不在少数。
所以，租额表面上虽一般只是正产物的百分之五十，但加上这类额外的盘剥，实际租额却远远超过了这个百分数。究竟地租剥削重到啥样子呢？苏南农民有这样两首歌谣：“口唱山歌手插秧，今年收谷谷满仓，牛出力来牛吃草，地主吃米我吃糠！”“种起田来一大爿，收起谷子几十担，地主走来一次抬，弄得农民无夜饭！”
苏南地租不但很重，而且一般是采取实物地租的形式。即此一端，也就可以证明封建的存在了。因为实物地租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是与封建经济分不开的。
四、“利钱高”
正因为地租太重，“弄得农民无夜饭”，所以农民不得不饮鸩止渴似地向人借债。于是第二把刀又插到了农民的背上。
农民借债与一般工商业者借债，意义完全不一样。工商业者有时候借债，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如果利润小，而借款的利息大，他计算一下，认为不免赔本或赚头不大，便可以不向人开口。工商业者借债的利息往往比较轻微。而农民借债，是为了维持全家大小的生活，往往包括当天的夜饭在内。利息低固然要借，利息过高也不能不借。除了马上自杀，完全不作苟延生命的打算，农民在借债与不借债之间，是丝毫没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利的。这样，农民于缴出“重租米”之后，紧接着必然还要付出“高利钱”。
高利钱究竟高到怎样程度呢？且举常熟的情形来加以说明：
苏南的高利贷，此外还有“糙三斛”、“母子债”、“翻头粮”、“乘风浪”、“印子钱”等名称。大半都是利上加利，同滚雪球一样，愈滚长大得愈快。农民一经欠债，就像“落雨披蓑衣，越披越重”，永远没法翻身。好比吴江农民周富林说：“一九四七年，我俚借了四担多米的高利贷，一年利钱要还三担米。我俚年年还，年年还不清。一直到现在，照算我还欠三担多。这是个刺，我俚年年碰着它就年年痛！”又好比苏南民谣：“印子钱，一还三；利加利，年年翻。一年借，十年还；几辈子，还不完！”
高利贷尽管这样可怕，然而苏南农民负债的却不少。也可以说，正唯其受了地主的高利贷，负债的农民才愈来愈多，而债务愈来愈重。如松江新农乡，十家农民就有八家是欠债的。其中王家村共八十六户农民，负债的更有七十五户，即十家中有九家负债。不但负债户多，而且所欠的数目也很大。如松江叶榭区杨典村，全村一年收获的粮食只有约一五六○担，而所欠债却有一三○○担，占全年收获的百分之八十。
（未完）名称 俗称 期限剥削 程度
一般利率 最高利率 放债米 粒半头 六个月至十个月
一担米还一担五斗 一担米还二担 卖青苗 捉麦账 一个月至三个月 比普通市价低百分之三十 比普通市价低百分之五十
捉米账放豆饼 借 饼
—— 十块加二块 十块加四块 放过洋 押头鸟 十天为期，利上加利 日息百分之五日息百分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