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和统一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论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和统一
林甘泉
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以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经历了许多次的改朝换代，也曾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统一的格局对我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要求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日益强烈。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回顾一下我国历史上分裂和统一局面的演变，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
二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有过三次时间比较长的分裂割据时期。一次是从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混战，经魏、蜀、吴三国鼎立，到西晋统一，大约有九十年。另一次是十六国和南北朝，有二百七十多年。再一次是五代十国，有七十多年。这三个时期加起来不到四百五十年，而封建王朝保持统一的时间则长达一千五百五十多年。即使把北宋、南宋和辽、西夏、金对峙的三百年也计算在内，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实现统一的时期，也不过是七百四十多年。
我们说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不仅是就统一和分裂时间的长短而言，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即使在分裂割据时期，统一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西汉的贾谊在总结秦朝兴亡历史教训的《过秦论》中曾指出，秦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民希望结束“兵革不休，士民罢敝”的局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止”。南北朝末年，隋军渡江灭陈前夕，高颎问薛道衡出师能否成功，道衡说：“克之。尝闻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今此数将周”。（《资治通鉴》卷176，《陈纪》十）所谓“郭璞有言”，当然纯属子虚乌有。但南北重新统一确是当时人民共同的愿望，所以社会上才会产生托之晋朝郭璞预言的统一舆论。后蜀、南唐、北汉等割据政权覆灭的原因，主要是统治集团的腐败。但北宋能够实现统一，人心趋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宋史·列传·南唐李氏》记载：“先是，江南自后汉以来，民间有服玩侈靡者，人询之，必对曰：‘此物属赵宝子。’……及江南灭，方悟‘赵’，国姓也”。民间的戏语反映了对北宋政权的向往。甚至在统治阶级当中，希望统一的情绪也是非常强烈的。后蜀的宰相李昊就公开对蜀主孟昶说：“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上述事例说明，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观念是深入人心的。分裂割据和战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受到人民的厌恶自不待说；就是敌对各方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都认为分裂割据局面是不正常的，国家的统一乃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
大一统观念之所以产生，有它政治的、经济的和表现为一定文化传统的民族心理的历史背景。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在此不能详加论述。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各地区之间就建立了一定的经济联系。秦汉以后，这种经济联系不断得到加强。就是在分裂割据时期，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也没有完全中断。南北朝时，北魏“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魏书·食货志》）。北宋在同辽接壤的镇州（今河北正定）、霸州（今河北霸县）、代州（今山西代县）等地，设置过榷务或榷署，开放对辽的贸易。南宋和金双方也都在交界的地区设置管理贸易的榷场。由于官方管理的贸易不能满足经济需求，民间的走私贸易又成为沟通南北之间经济联系的另一重要渠道。可以说，各地区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是分裂割据局面最终不能不走向统一的根本原因。
二
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家在论述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时，常遇到一个谁是“正统”的问题。有些封建割据政权的统治者尽管偏安一隅，仍以“正统”自居。他们视别的割据政权为“僭伪”，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实现统一的事业。
从近代民主政治的观点看来，所谓“正统”与“僭伪”之辨实在是荒谬可笑的，因为它无非是一种封建的“家天下”思想在作祟。这一点，连明末清初一些具有近代启蒙思想的学者也已经觉察到了。王夫之就曾激烈地抨击过专制主义的正统观念。他列举历史上“一合一离之局”的变化，指出：“有离，有绝，固无‘统’也，而又何正不正邪？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读通鉴论》叙论一）即使是没有摆脱封建正统观念的学者，只要持比较客观的态度，也不得不承认在朝代嬗替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风云中，要确定谁是“正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细审历代政权的兴亡，都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历史上所谓“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倒是反映了我们民族对政权易手的一种公正评价。它比之于“正统”与“僭伪”之辨，显然要进步得多。因为按照后者的逻辑，历史的是非标准就将完全颠倒。
十六国时期，旧史家称为“五胡乱华”，但从我们今天看来，匈奴、羯、鲜卑、氐、羌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它们的活动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五胡上层分子煽动民族仇杀，理应受到后人的谴责。但这个时期的民族关系，除了矛盾和斗争一面之外，也有互相融合的一面。正是这种民族融合，为后来多民族国家的重新统一准备了条件。当时偏安江左的东晋政权以正统自居，其实它也是“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祖逖、桓温等人虽有心进图中原，但终未能实现其愿望，这固然与东晋朝廷的腐败有关，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力量的对比。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这当然都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偏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北方的汉族地主阶级不再承认南朝是什么正朔之所在，就连南方的汉族地主阶级，也有许多人接受了北魏统治下的中原是汉族封建文化中心这一看法。梁朝的陈庆之出使北魏回到南方后，就公开对人说：“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洛阳伽蓝记·城东》）北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胜过南朝，这是后来隋朝得以统一南方的根本原因。
三
我们强调统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当然不是说，在分裂割据时期，历史就毫无可取之处了。无论是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或宋辽金时期，在不同割据政权地区，社会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以南方而言，从孙吴经东晋南朝、五代十国到南宋，经济的开发就有显著的成效。太湖流域的苏、杭、常、湖等州，在宋代已是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腐朽的南宋王朝，正是依靠富庶的南方经济，才勉强支撑了一百五十多年。
但如果我们的眼光不是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从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问题，则不难发现，统一对于国家兴旺和社会进步，比分裂割据要有利得多。首先，只有国家的统一才能够消除各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人为障碍，从而为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汉、唐、明、清四个统一王朝建立之后，都出现过社会经济的一定繁荣。《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即位初七十年间的情况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杜甫在诗中所描绘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工部集》卷5，《忆昔》）这种描述虽然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汉唐盛世经济的繁荣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些统一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发，更是分裂割据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汉朝政府平定闽越、南越和西南夷，经营西域，促使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这些地区得到传播。新疆用于农田灌溉的坎儿井，就是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所使用，后来才普遍推广开来的。清朝重新统一台湾后，在汉族人民和高山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台湾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如诸罗县在郑氏时代“开垦十无二三”，清政府统治台湾三十多年后，发生了很大变化：“昔之鹿场，今之民居；昔之丰草，今之嘉谷；昔之椎髻，今之衣冠”。“汉庄、番社无不家制车而户畜牛者。……夜静风生，蹄轻走疾，辘轳之声，远近相闻，有临淄、即墨之风焉”。（《诸罗县志》序及卷8《风俗志》，《台湾府志》卷11）
其次，国家的统一对于我国各族人民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也有重大的作用和影响。没有秦朝的统一，就不可能由战国时代的“文字异形”过渡到全国的“书同文字”。而文字的统一对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是尽人皆知的。十六国后期，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孝文帝正是在这基础上，才得以改革鲜卑旧俗，使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同时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唐朝设立安西都护府管辖西域，不仅进一步密切了西域和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而且推动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吸收，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从唐代的建筑、服饰、饮食、绘画、乐舞、打球和宗教等方面，都可看到西域文化的影响。
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国家的统一才能有效地防御外国的侵略和维护祖国的独立。世界上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到了近代都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与它们长期四分五裂不能说没有关系。明清之际，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沙俄扩张主义者都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如果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很可能就无法遏制它们的蚕食。沙皇俄国在1689年之所以和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承认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领土，就是因为这时的清朝政府有能力抗击它的侵略。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朝政府在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后，击败了噶尔丹勾结沙皇政府妄图分裂祖国的叛乱，粉碎了策妄阿喇布坦和阿睦尔撒纳等准噶尔贵族分子的分裂活动，巩固了对漠北、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统治。所有这些，对于稳定中国的广大版图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对于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我国人民有着爱国主义的传统，这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不断得到发展和巩固，是有很大关系的。
四
1894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提出了“恢复中华”的激动人心的口号。孙中山始终把国家的统一看成是中国富强的重要条件。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说：“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6页）在他的领导下，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这次革命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所进行的割据混战，使中国重新陷于四分五裂。孙中山这时开始认识到，中国要真正达到统一，“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孙中山选集》第964页）。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和随后的北伐战争，为结束中国分裂割据局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不幸的是国共合作遭到破坏，继之而来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十年围剿，结果就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加紧对我国进行侵略，导致我国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1937年建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抗日战争的大业，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但这次国共合作同样未能贯彻始终。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今天中国大陆人民正在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凡是热爱祖国的人，都热切希望台湾和大陆能够早日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并且设想了“一国两制”的方案。回顾我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局势变迁，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个认识：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是不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统一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凡我炎黄子孙，应该顺应历史潮流，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