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读长篇小说《大地》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
——读长篇小说《大地》
吴松亭
秦兆阳的长篇小说《大地》，是一部内容丰富而有力度的作品，它的历史的厚实感，人物的鲜明个性，以及文笔的老辣和流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地》以赵老恭一家的生活命运为主线，写了两代农民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苦斗，生动地反映了从义和团失败到芦沟桥事变三十年间冀中平原农村生活的变迁。从小说描写的幅度看，它的确给读者提供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它以赵老恭一家为核心，把王金生、白老敬等诸多农户的生活和斗争勾联起来，描述了他们所经受的磨难、迫害、屈辱和执着的信念、追求、抗争。作品又从三个各具特色的生活点上（即大廖家府、金驼镇、老槐树庄），深刻揭露了地主恶霸、劣绅污吏，土匪流氓对农民巧取豪夺、欺凌压榨的丑恶行径。在两个阶级的对垒中，还对乡村和集镇的不同阶层的人物作了刻画和点染，使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更见错综复杂、有声有色。而党的地下工作者平地山的传播革命思想，教师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国民党反动军队乘机劫掠民财等的描绘，则增强了急剧变化的时代音响。
在真实再现广阔的历史画面的同时，作家以深邃的目光审视历史生活的流向，通过时代的矛盾、人物的关系和生动的场景，揭示出蕴藏在中华大地、人民群众深处的民族之魂。赵老恭及其追随者，都是浸泡在生活苦水中的普通人，正是从这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身上，孕育着、萌生着民族的生机和力量。他们既有咬钢嚼铁的骨气，又有百折不挠的意志；既有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又有一呼百应的团聚力量。赵老恭身受九死一生的酷刑而一声不哼，王老建被地主割断脚跟筋还斗志犹存，辛二定独揽火烧廖家大院责任而英勇赴难，香炉镰刀公道会一兴起就聚合了众多农民兄弟，等等，都显示出人民群众中不可估量的潜在伟力。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说着重刻画了义和团的参加者及其子女的性格。对于这两代人，作家是将他们放在历史的大潮中进行描绘和剖析的。赵老恭是老一代的代表人物，经过义和团失败的教训和牢狱之苦的磨炼，懂得了阶级斗争的严酷性；而处死刘丕臣虽未露蛛丝马迹，却仍然遭到地主阶级的疯狂报复，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他那刚毅、顽强、爽朗的性格中，增添了深沉思考的因素，形成绵里藏针的独特个性。他探求农民斗争的出路，意识到类似香炉镰刀公道会的组织形式已不能承担历史重任，而必须有新的领导力量去组织农民取得斗争的胜利。在以往作品中，象赵老恭这样性格中包含着历史性思考的农民形象，是并不多见的。
张老梗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他那憎爱分明的感情，刚直不阿的禀性却跃然纸上。作品中写他的爱更多于憎，他是经历了义和团失败之后仇恨深藏在心底，将憎恨恶势力的愤激化作了对阶级弟兄的深厚同情。这种感情在其女儿玉姑身上的影响更见鲜明。玉姑那扶危济困、急人所难的种种作为，简直成了村上穷人们的当家人。白老敬夫妇也是义和团起义的参加者，他们那种内热外冷、刚柔并济的性格，同样是在险恶的环境中形成的。但两个人的个性又有不同，一个老成持重，有深谋远虑之策；一个工于心计，有善察颜观色之行。
在义和团的后代中，王金生是最为苦大仇深的，父母双双被恶棍姚章贵害死，家庭惨遭变故，使他比其他青年更为早熟，养成了城府深、决心大、机变快的性格特点。从表面上看，他是那样平和谦恭，暗地里却挥动三十斤重的斧子劈老树根练手劲，表现了复仇的决心；庙会上横倒平板独轮车，使一场炸庙会的大乱子得以避免，则显示了他机敏的应变能力。正是这种藏而不露的性格，才能无干无碍地报了杀亲之仇。
作家在人物的描写上，十分注意艺术上的克制。作品写的是义和团的参加者及其后代，必然有诸多武艺超群、身怀绝技者跻身其中，小说中的赵老恭、白老敬、白大婶、王金生、金珠均属此类人物。然而，作家对他们的传奇式的英雄行为，并不大肆铺陈渲染，而是从性格的要求着眼，或描写适度，或偶而涉及，或一笔带过。这种艺术情节曲折与人物传奇色彩，尽管是《大地》能够吸引读者的一个因素，但它主要仍以人物的个性化和情节的生活化取胜，这也是作家艺术功力的一种表现。
《大地》中对反面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有特色，它通过廖家叔侄、姚章贵父子和郑黑眼一伙的罪恶勾当，深入地揭示出地主、官吏、流氓土匪三位一体，鱼肉百姓，其中廖云阶、廖祖道的形象刻画得更见深刻。
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不足之处。因为时间跨度大，情节结构的浓缩有点过度，一些艺术描写就显得不够舒展；小说的结尾部分略嫌匆促和粗疏，在艺术上影响了全书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