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题新解——从一则旧闻谈起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旧题新解
——从一则旧闻谈起
家旺
最近听到这样一则旧闻：某中外合资企业中，有位中方经理居然对人宣称：“资本家总是资本家，我们要牢记一个政治原则：‘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位经理的话实在令人惊诧：其一，他将帮助而不是破坏我们建设事业的朋友当作了敌人；其二，他形而上学地套用了一个只在某种特定条件下适用的命题。
前者的是非好分，无须赘言；澄清后者还得从这个命题的由来谈起。东汉刘秀手下有位将军叫朱浮，他在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信中说过一句名言：“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与当时的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说：“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引用了朱浮的话，并且指出，朱浮的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无使亲痛仇快”。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凡是”，只是特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敌我双方利害根本冲突的问题，如当时的亲日还是抗日。如果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随意扩大这一命题的外延，就可能推出极其荒唐的结论。汪精卫尖锐批判过康梁保皇党，我们能反其道而行之，因此热情吹捧保皇党么？那时，似乎没有人曲解这个命题。
可是，“文革”一开始，这个命题忽然成了普遍适用的原则。天底下无论什么事归根结底都被分为“两家”，非“我”即“敌”，“两家”之间截然对立，犹水火之不容。不仅在政治领域，思想、文化以及科学技术领域，一概如此，只要被贴上“封资修”标签，无论是什么，统统都在否定摒弃之列。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口号，都可以说是这个“凡是”命题合乎逻辑的演绎。蛮横的逻辑扭曲了人们的眼光，判断是非的一切客观标准丧失殆尽。牛棚里，两个造反队员为一本小说的“红”与“黑”争论不休，于是责令“反动作家”赵树理表态。一再威逼之下。赵答：“我实在不能说。一说，你们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因为，我是‘牛鬼蛇神’，我说是‘香花’，你们就一定说是‘毒草’呀！”说起这些往事，人们多半会不胜唏嘘，恍若隔世。可如今呢？那位经理的话大概可以表明，思想上一时跳不出这种“凡是”窠臼的还有人在（虽然这样赤裸裸地发表高论的可能是极个别的人）。比如，对经济特区的许多开放政策，对利用市场机制问题，乃至采用当代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有些人总是嘀咕：这同资本主义那一套还有什么区别？他们看事物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看这样做是否有利于我们迅速发展生产力，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社会主义”（其中包含着许多僵化或不科学的认识），看作是同“资本主义”（连同许多人类共同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完全绝缘的体系。再往开些说，对我们的改革与开放政策及其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发生的变化，海内外众说纷纭，其中有真知灼见，也不乏附凿妄议。我们有些同志不是客观冷静地分析客观实际，而是常常在那个“凡是”命题里打转，于是难免为某些舆论所迷惑。当海外有人说我们“发展资本主义”、“搞自由化”时，他们忧心忡忡了，以至怀疑起党的现行政策来：“资产阶级也在赞扬我们，这就是个大问号！”他们总是试图用简单的逻辑去推论复杂的社会现象，就是缺少独立思考。
斯大林曾赞扬过“美国人的求实精神”，这是值得深思的。共产党人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理应是最求实的人。求实，就必须客观地看待世上的一切，根据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决定对事物的态度，用实践去检验认识的是与非，而不是根据某些被绝对化的逻辑与命题。共产党人不是要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去建设什么乌托邦，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我们都要虚心接受，还要加以发展。我们不能“画地为牢”，用只在某种特定条件下适用的逻辑禁锢自己，把自己置于荒唐可笑的地步。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确实还有敌人，国内外都有。我们与敌人之间在涉及根本利害的问题上，常常还是要针锋相对的。问题是这个命题不能滥用。用滥了，就难免闹出上面列举的一类荒唐事，甚至可能出现这样一类的难题：某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办的，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真正的敌人）抢先说了几句好话，我们还办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