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吃”得“病”的悲剧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剖析与思考

　　“贪吃”得“病”的悲剧
范玉坤，这个有三十年党龄的原黑龙江省嫩江县贸易货栈党支部书记、经理，在给他以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上签了字。此时，他终于明白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长期侵占公款的“便宜”占不得。
范玉坤犯错误，有这样一些数字来说明：截至1984年3月，范玉坤借职权之便，侵占公款达一万七千多元。其中，任蚕业站党支部书记期间，欠公款一千七百多元；任县社办公室主任期间，欠公款二千三百多元；任县贸易货栈党支部书记、经理四年半时间，以公出、治病为名，占用公款达一万三千多元。在贸易货栈期间，范外出八次，竟先后借款四十余次，其中一千元以上借款十四次。特别是范退休离职后，未经批准又擅自借出公款三千二百多元。在他任职时，还长期“借用”、赊欠许多商品，核款一千一百六十三元。将欠款数和赊欠商品核款数相加，数字惊人。
案发后，范玉坤对自己大量侵占公款做了检查。他在检查中说：“我错误地认为钱已经欠了……无能力还清，等有条件再还。”这里，“等有条件再还”是句空话、假话。他既自认“无能力还清”，怎么还有还清的条件呢？！事实上，他并不是真的没有还清的条件。他每天“凤凰”“牡丹”等高级香烟不离嘴，难道不能降降“格”吗？他外出时大手大脚，就不能手紧一点吗？就算每月不能多还，还十元、十几元总是可以的吧，可他一分也不还。看来，问题的关键是他从未想过“还”。在贸易货栈工作期间，他赶上过一次全县回收职工欠款的活动，也曾“还过”一次。不过，那是用该县塔溪公社供销社的一张支票还了二千元。用公家的支票还个人的欠款，真是闻所未闻！
范玉坤不仅放着胆子借公款，而且把他在货栈工作的两个儿子的三笔欠款，计二千七百元，也硬转到他名下。这是什么意思？共产党不兴“子还父债”，我离休了，身体又不好，能有几年活头。人死帐烂，让它随我烂去吧！这就是他的真实思想。
范玉坤在贸易货栈如此“借”公款，开了一个坏头，这个只有一万元自有流动资金、靠贷款过日子的小单位，你“借”我也“借”，甚至连外单位也来“借”（包括县里的某些领导人），“借”公款风越刮越大。1981年，这个单位有职工二十四人，当年就有十八人欠公款一万六千九百多元，平均每人九百三十九元；1982年有职工二十五人，其中二十一人欠款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一元，平均每人欠九百三十一元；1983年职工三十二人，竟有四十六人（包括不在该单位工作的人）欠款，金额增到五万零三百二十六元，平均每人高达一千五百七十二元；到1984年3月末，欠款人数达五十二人，欠款额六万五千一百多元。这笔款，单位每年向银行交利息就得四千多元。
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是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不能任人侵吞。想占“便宜”的人，早晚会因“贪吃”得“病”。现在，嫩江县委决定，范玉坤每月要从工资中拿出六十元还欠款。他还把猞猁皮大衣、呢子大衣、哔叽服和价值三千元的机动三轮车拿出去变卖，偿还欠款。他失去的，还有更宝贵的党籍。（以各种名目借用公款，又以种种借口长期拖欠不还，不只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个别现象。这种以“借”为名长期侵占公款的歪风，不仅严重影响了公款的正常使用，给国家带来经济损失，也腐蚀了某些人的灵魂，败坏了党风和民风。范玉坤所犯错误的教训，应该使那些仍在“借”公款、占“便宜”的人清醒清醒了。　——编者）
冬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