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瞿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王士菁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际相结合才能够发挥它的战斗作用，才能够在民族的和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在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革命作家的创作中取得巨大的胜利。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瞿秋白同志在现代中国文艺思想史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作出的贡献，也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继承他这方面的贡献。
　　一
瞿秋白同志首先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宣传家、早期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出现在政治战线和理论战线上。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理论，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等许多方面，写下了大量的论文，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都有重要的价值。他和其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瞿秋白同志不仅是较早地也较有系统地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对三十年代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起过指导作用，他也是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当时革命文艺运动中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结合起来的一个杰出的前驱，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作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一翼的革命文学运动，就是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之下进行的。早期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在当时出版的《中国青年》、《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上，即开始发表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章，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客观上或主观上的原因，在当时却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中的问题。因此，作为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宣传家，同时也是文艺理论家的瞿秋白同志，便历史地担负起了这一个时代所赋予的任务。他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论文中的一些论述，和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对于某些问题还没有作更进一步的阐述，有的甚至还未必正确，但作为在《讲话》以前发表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至今仍闪耀着它的光辉。
　　二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始终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学事业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早就提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区别于资产阶级文学的一个原则。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加以发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自1930年成立以来，就一直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在“左联”成立以后，还专门设立大众文艺委员会和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其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实现文艺大众化，使革命文艺为广大群众服务。瞿秋白自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机构以后，即和鲁迅并肩作战，共同参加并领导了左翼文艺战线的斗争。他所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文艺大众化”问题，在“文艺为群众服务”以及“如何为群众服务”这个问题上，写下了大量的论文。他又到群众中作调查，并用上海话和普通话创作了通俗的大众文艺作品，进行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意义的尝试。
瞿秋白对于“五四”以来文学革命问题曾进行过一些分析，主要是从文艺和群众这个关系上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认为
“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得很不彻底，其主要缺点就是在于文艺脱离了群众，因此，他把密切联系群众的文学语言问题，即所谓“文腔革命”的问题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瞿秋白之所以特别重视文学语言问题，就是因为当时深奥的古文和新式的“学生腔”的白话，把劳苦大众和革命的新文学隔开的缘故。如果不打破革命的新文学和广大群众之间的障碍，就无法迈开前进的步伐。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左联”在它的机关刊物《文学》上曾经提出“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化文艺的创造”，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瞿秋白在这个刊物上，以“史铁儿”笔名发表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则更具体地提出“革命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怎样把新式白话文艺变成民众的”，“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手工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他并且提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立即着手，认真解决“用什么话写”，“写什么东西”，“为着什么写”，“怎么样去写”和“要干些什么”等一系列具体的实现文艺大众化的主张。瞿秋白的这些主张，对于推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队伍和指导革命文艺创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瞿秋白提出来的“革命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的问题，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当时，不但有些革命作家在理论上没有能够理解它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上，又有不少作家是脱离群众的。瞿秋白针对这种情况曾经提出，一个革命作家必须改变脱离群众，轻视群众的态度，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同群众一起创造革命的新文艺。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这篇论文中，曾指出：“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无产阶级的五四’。”（《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886页，着重点是原来的。）总之，文艺大众化，或者说革命的大众文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服从于并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在瞿秋白看来，这是完全应该的和毫无疑问的。
　　三
瞿秋白在谈到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的时候，对于“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分析和估价，显然是偏低的；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有某些估计不足之处，但是，他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从来也没有采取过排斥的态度。对于过去的文学遗产，他所采取的是利用和改造，适当加进新内容，其目的也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以及在其他著作中科学地概括出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意见。
瞿秋白认为革命的大众文艺是不应简单地采用章回体的白话来写的。对于《水浒》、《红楼梦》这样的古典作品，也只能加以利用和改造，如果对于“以文言为主体的一种白话”（明朝人的话和清朝人的话），只是“简单的采用”，“那就无所谓文学革命”。革命作家可以运用旧的文艺形式（如说书、演义、小唱、讲故事等等）来表现革命的内容，表现阶级的意识，但必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努力提高大众文艺的思想和艺术的水平。这是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旧的文艺形式所应采取的态度。
瞿秋白还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不仅要利用和改造自己民族的传统的文艺形式，它还要借鉴外国的优秀古典文学成果，特别是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经验，从世界革命文艺的成果中获得养料。在鲁迅翻译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出版之后不久，瞿秋白感到非常高兴，立刻写信去祝贺，在信中说：“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记起瞿秋白和鲁迅合编的苏联版画家作品《引玉集》一书，他们冲破当时国内外敌人的层层封锁，千方百计把苏联的新兴木刻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瞿秋白同志和新文化旗手鲁迅一样，作为一个开拓者和建设者是当之无愧的。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以及对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文艺论著、苏联作家高尔基等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四
瞿秋白同志为了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也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建设的需要，曾经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文艺的著作，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一些著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同时他更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战斗的思想武器，在文艺战线上和各种敌对的思想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战就是一个范例。
1932年，正当左翼文艺运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严重压迫的时候，自称无党派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却装着一副公正的面孔，高叫“勿侵略文艺”，鼓吹“文艺自由论”。鲁迅为此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瞿秋白也写了《“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复胡秋原和〈文化评论〉》和《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论文，以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批驳了他们以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尖锐地指出他们的貌似公正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瞿秋白在鲁迅称之为“皇皇大文”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这篇论文中明确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一定要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要运用文艺作为武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真正的革命文艺，一定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在革命文艺运动中创造出来，旗帜必须是鲜明的。
瞿秋白在和“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当时的各种反动文艺思想论争中，较有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并且作了一些发挥和阐释，这就是后来由鲁迅编入《海上述林》中题为《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中，特别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尔札克的世界观和艺术创作的评价是完整的统一的，这在方法论上更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的观点，而不是多元论的折衷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巴尔札克的政治思想和艺术创作分开并对立起来，也没有把艺术家的世界观和他所描写的对象的客观性质对立起来。恩格斯之所以把巴尔札克的作品看作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典范，就是因为巴尔札克站在保皇主义的立场上，在他的作品中暴露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恩格斯并没有叫无产阶级作家去模仿巴尔札克，他认为现代无产阶级作家的任务，应当批判地继承巴尔札克的文学遗产，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描写工人的生活和斗争。这在指导当时的和后来的文艺创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革命的文化遗产，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我们应该：一是坚持，二是发展，对于瞿秋白同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也应该这样。
五
当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局限，甚至缺点和错误。在党的历史上，瞿秋白同志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曾经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但他仍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所做的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则是得到肯定的。他在1935年6月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于瞿秋白同志在文艺理论上的缺点和错误，也就是说某些“左”的东西，主要是他对于“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评价有些偏低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估计不足，而不是对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进行了过火的斗争，也不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翻译和介绍时所作的发挥和阐释。如果我们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坚持文艺理论上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不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错误言论进行论争，不反对资产阶级文艺对于劳动人民的思想腐蚀，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能够继续前进吗？总结历史的经验，一切“左”的失误应该竭力避免，如果发生了就应该纠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如果不是“左”的失误，而是正确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就应该坚持，这也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瞿秋白同志及其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持这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