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干部在“文革”中的错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正确对待干部在“文革”中的错误
刘振华
在整党中，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许多单位的实践证明，认真抓好这一教育，对于清除“左”的流毒影响，消除派性，增强团结，进一步纯洁党的组织；对于提高广大党员的觉悟，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实行，都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重在思想教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不是要否定所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当前，在有些单位、有些领导同志那里，确实出现了一种偏向，即对于那些不是“三种人”，但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犯有程度不同的错误的干部，不管其对错误的认识和现实表现如何，都不敢信任、使用。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待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问题。能否正确对待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不是关系到个别人或少数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代人以至几代人的问题。处理得好，可以调动一大批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处理不好，则会挫伤一大批人的积极性，压制他们在四化建设中应有作用的发挥，并将直接影响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十几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几乎是毫无例外地都被卷入到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中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起来“造走资派的反”的红卫兵娃娃和其他干部群众，无疑是做了错事、蠢事；当时被推到历史前台主持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不用说更要对这个时期的某些错误负有不同程度的直接责任；除此以外，还有那些受过冲击、挨过批斗、蹲过“牛棚”的同志，恐怕也不能说自己就完全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了。我们有不少老同志，在被关押、受审查期间，迫于当时的形势和认识上的迷误，不是也曾做过一些违心的检查，对自己的历史和党的历史说过些不甚恰当的过头话吗？这一切都表明，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条件下，犯不同程度的错误的人数量是很大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当然要否定曾经发生和出现过的大大小小的错误，但无论如何，却不能不加分析和区别地排斥和压制那个时期犯错误的干部。那样做，伤人太多，只会在干部队伍中增添不稳定的因素，妨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害了几代人，我们今天彻底否定它，就是要教育受害的几代人。即使对“三种人”，也要给出路，也要帮助他们进行洗心革面的改造。这样做，才符合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图四化大业的基本方针。
我们党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曾经积累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处理这类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分清是非，弄清原因，总结经验，避免重犯。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有些同志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对有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错误，不肯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往往过分地追究个人的责任。这是很不公平，也是很不妥当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完全错误的政治运动。历史已经判明，这场所谓“革命”既不符合马列主义原理，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套错误的理论、方针和方法，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形成了一场特殊的内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长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左”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多数干部群众的思想深处，再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形成的不正常的政治气氛和政治压力，在那种情况下，要完全顶住错误潮流是很难的，不说一句错话，不办一件错事几乎是不可能的。用今天的眼光衡量，当时的所言所行显得是那么荒唐可笑，大谬不然，可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历史年代里，那样做却被视为天经地义，不那样做反而要受到指责，甚至要大祸临头。特别是当时那些二十岁上下的青少年，由于思想上的幼稚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天真地把错误的理论当作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盲目崇拜，把奉行“造反有理”视为“听党的话”，抱着一种朴素而热烈的感情为错误的东西“誓死战斗”，更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为了正确对待这样一大批在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犯错误的同志，党中央领导同志曾经一再指出，要把错误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看，把历史条件这个重要的因素加进去，不能不问情由，要求过苛。处理这类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只要犯错误的干部认识了错误，做了自我批评，或者组织上已经做了处理，就不要没完没了地算历史旧帐。
当然，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同样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人们的世界观不同，思想修养不同，政治态度不同，虽然都是犯错误，但在错误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上是有差别的。有的人抱着个人野心，趁“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机，大演其“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政治闹剧，违法乱纪，伤天害理，堕落成了“三种人”；也有的人品质不好，私心膨胀，在“文化大革命”中或者挟嫌报复，或者栽赃诬告，独出心裁，推波助澜，造成了严重后果，犯下严重错误。所以，不能把每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错事都笼统地说成是一般错误，更不能让“三种人”借口“特殊历史条件”而逃脱个人的罪责。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应区别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
还应该指出，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许多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也恰恰是这些错误从反面教育了人们，使犯错误的同志变得聪明和成熟起来了。许多同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开始时抱着“反修防修”的狂热情绪投身其中，做出了不少“过火”的错事。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中虽有少数人执迷不悟，成了“三种人”，或犯有其他严重错误，但也有些人在“武斗蜂起，内乱不止”的严酷现实面前，很快觉悟过来，对“文化大革命”和林彪、江青一伙的行为产生了怀疑，有的以各种形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而其中的大多数人，则由“狂热派”变成“逍遥派”，进而由“逍遥”开始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冷静思考。对于当时正在求学的大中学生，十年动乱打断了他们的正常学业，逼迫他们锻炼和增长了自学能力和自立能力。当时对知识分子实行“再教育”和上山下乡的错误政策，使他们纷纷来到了工厂、农村、边疆等社会最基层，在充满动荡、艰辛的人生道路上，上起了“社会大学”，亲眼看到了并切身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但是这种错误造下的苦果也是他们和人民一起吃下去的。对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他们同受冲击、被打倒的干部一样，也有自己的切肤之痛。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带来的严重后果，从反面教育和锻炼了一代新人，使他们更加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同党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整党中进行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迅速提高了觉悟，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历史上是完全错了，而且今后也永远不能再搞了。如果只看到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一面，而看不到他们从错误中觉醒，进而对“左”的一套深恶痛绝、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决拥护的一面，那就离开了辩证法，离开了客观实际，表面上看对“文化大革命”否定得非常彻底，实际上却是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盛行一时、为害甚烈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是我们党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两次错误都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但是，我们党并未因此就把这两个人清除出党或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历史证明，我们党当时对他们仁至义尽的做法，丝毫无损于党的事业，相反，却充分显示了我们事业的正义性，显示了党的信心和力量，也挽救了跟着他们犯过错误的一大批干部。建国以后，随着党内“左”的错误的滋生，我们在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所谓“错误”不少是对“左”的做法进行的正确抵制）的处理上，令人痛心地又重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这种“左”的做法对干部的伤害和对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人们是有目共睹、记忆犹新的。今天，如果我们一方面进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一方面又重复“文化大革命”中对待干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了吗？那显然是有背于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的。在对待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这个问题上，我感到我们当时挨过整的老同志，应该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榜样，有豁达大度的胸怀，既帮助那些伤害过自己的干部认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又支持和鼓励他们放掉思想包袱，精神振奋地挑起四化建设的重担。领导干部特别应该注意防止派性在自己身上作祟，做到对干部一视同仁，不论是当时“保”过自己的，还是“反”过自己的，都不要“另眼相看”。新老干部紧密团结，同心同德，就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党整顿好，就一定可以顺利地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
（原载1985年第9期《理论与实践》，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