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评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书刊评介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评介
苏宁方
继《太平天国兴亡史》出版之后，茅家琦同志的新著《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专著。
新中国成立以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是近代史领域中取得成绩最为卓著的学科之一。但是，对它与西方列强关系的研究，还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本书作者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在掌握丰富翔实的资料基础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太平天国、清王朝与西方列强三方面错综复杂交往演变的主要过程及其历史经验教训。因此，本书是一部具有开拓精神的学术著作。
详尽掌握有关史实的所有中外文资料，其中特别是外文新资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太平天国与列强的交往，中文记载甚少，外文却有丰富的记载，研究这个专题，非掌握外文资料不可。本书作者经过长期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占有了丰富可靠的外文第一手资料。据初步统计，本书引用的外文资料、论著，仅国内尚未翻译成中文的就有六十四种。其中如《英国国会文书：中国》、《美国外交文件》等原始资料，以及邓嗣禹的《太平叛乱和西方列强》、格雷戈里的《大不列颠和太平天国》等外文专著中的资料，都是国内尚未翻译的史料。正由于本书占有了这些资料，使得我们以往对金田起义后西方列强的反映，1853年—1854年英、美、法各国公使访问天京的动机，以及他们如何对待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等晦而不明的问题，获得了清楚明晰的新认识。
作者对书中所引的中外文资料，做了谨慎的考核，做到疑而必考，信而后述。例如，对世传1853年洪秀全邀请罗孝全到天京传教的信，作者根据信的英译本原件，认为不符合太平天国礼制，又盖有天地会“天德太平王印”，从而作出不可信的论断，做到了“去伪存真”。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突破传统看法的新见解。例如，作者根据翔实的资料指出，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采取了友好交往的态度，基本上“坚持了原则，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这是外交政策的主流”；同时又指出它“也有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表现在“缺乏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以传统的中国封建帝王对待“夷狄”的态度对待西方列强，仍然以“天朝大国”自居。
又如，1853年定都天京后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的政策，过去学者一般认为是虚伪的“中立”或中立，本书作者则第一次明确指出是“武装中立”，即对触犯各国在华通商口岸既得利益的任何行动都将受到列强的武装报复。可以1854年西方列强武装干涉上海小刀会和广东天地会起义等史实证明。对于外国公开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过去学者一般认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1860年。本书作者对此提出不同的见解，明确指出西方列强下决心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是在1862年元旦蒙时雍复照宾汉，严正拒绝英国提出不进攻上海等通商口岸无理要求之后才开始的。因为这时外国侵略者采用谈判方法从太平天国手中取得特权的可能性成为泡影，因此，要实现《北京条约》，就必须平息革命。从清朝方面说，那时反对“借师助剿”的咸丰帝死了，不能“尽心和议”的肃顺等大臣被慈禧、奕?杀掉了。一句话，中外反动派共同勾结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具备了。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即使在那时，外国直接出兵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仅仅限于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除此以外的地区，他们不愿自己出兵，而采取外国人出枪炮并任军官训练清军的“常胜军”、“常捷军”等形式。
总之，《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部颇具开拓精神的学术著作。当然，作为一部富于创见的学术专著，其中有些新见解也确实存在着不完善之处。例如，作者在本书中把西方列强联合清政府武装干涉革命，视作“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严重失误”，就是值得商榷的一例。尽管如此，本书仍不失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正如罗尔纲同志在本书前言中指出：它是作者“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的成果”。